居然就60岁了。

　　突出的感觉有二——

　　一是记忆力衰退，几乎到了转眼就忘的地步。比如与人交往，如果前一天给了人家什么承诺，第二天就忘到脑后去了，便无从兑现，人一提及，自己就迷惘，反问道，我真的说过这样的话吗？对方很困惑，觉得你老而不尊，越来越言而无信了。另外，友人赠书来，嘱写书评，却怎么也记不清内容、抓不住要点，便无从下笔，遂迟迟不能交卷。友人便觉得你怠慢，不系念旧好，友谊便打折了。

　　二是心如枯井，几乎到了无忧无喜、无欲无求的地步。比如自己的新书出版，出版前也有期待，觉得颇有创意、颇有品相，是堪可屹立于书林、喧哗于坊间的，但一拿到样书，兴冲冲地翻上一会儿，心就凉了，觉得面对前边的经典和身边的新锐，不过尔尔。出版社要搞推介宣传，也无热情配合，还说，一本书有它自己的命运，冷热、荣枯，听之任之……

　　如此一来，就要调整自己了。

　　怎么调整？思来想去，觉得调整的前提，是要有自知之明，正确认识自己。作为生物的人，绝非是金刚不坏之身，它有自然而然的衰退。那么就要坦然接受。人生就是一个过程，如四季的春夏秋冬，每个季节，均有属于自己的风景。自己曾有过博闻强记，也曾有过冰雪聪明，也大量地思考过、书写过，并留下了大量的文字与著述，这就可以了。没有虚度，岂不知足？

　　记忆力衰退，我不想用“抵抗遗忘”这样的强硬动作，而是选择与“淡忘和解”的软着陆。既然读前忘后，那么就勤于笔记，一路阅读一路摘要、一路眉批，读到最后，那纸上的留痕，正如文献的索引，可以还原阅读的现场。孔子、毛润之都说过，不做笔记不读书；即便是农人樵夫也叮嘱后人，好记性不如赖笔头。高人与凡人都有醒豁的认知，那么，我等中材之人，何必特辟蹊径，难为自己？

　　记忆力衰退，还可以给我们一种明智的选择，就是不再逼迫自己做难度的阅读，去读那些玄奥孤深的高头讲章，而是选择跟自己性情相近的、有“亲切风格”的读物。英国随笔家赫兹里特一直提倡读与写都要有“亲切风格”，孙犁也喜欢“野味读书”，什么读得下去就读什么，汪曾祺也主张绝不读“难为自己”的书，读书不过是愉悦自己而已，然而他们也都把自己读成了大家。那么就可以证明，读文字浅易的书，并非导致思想的浅薄，因为大道理往往是大白话，终极真理往往都是娓娓道来。相反，那些“亲切风格”的叙述，往往在朴实中准确，在简洁中深刻，一如叶圣陶所说，好文章都是“质胜于文”的，实话实说，不费虚词。

　　记忆力衰退，还有一个“和解”的动作，就是在读与写之间，偏于写。博尔赫斯说：“书就是作者脑中某些东西的影子，而作者并不能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这个影子形成之后，脑子里的东西就消失了。”这是对的，因为有写作经历的人，都有这样的体验：我们在写作之前，脑子里往往只是有一个含混不清的念头，一旦用笔在纸上勾画，慢慢就清晰了，就顺势写下去，写到最后，撒豆成兵，黑压压一片，依文字的阵容，可以是诗，可以是散文，也可以是小说。依传统文学观，是有了灵感再写，那么，这“含混不清的念头”是否也就是灵感？现在看来，灵感不是等来的，也是硬拽出来的，脑子里一旦有个“影子”在那里晃动，你就动笔，因为文字本身有驱动作用，它会邀来记忆，戳戳点点地记录下来，就完型为实体。这个实体，已不是脑子里原来的那个“影子”了，而是新的东西，所以，就有“脑子里的东西消失了”一说。布尔加科夫在写作《大师与玛格丽特》的时候，原来的构思往往管不住他的旁逸斜出，因为他一下笔，以往的记忆会奔窜而来，毫无秩序地都爬上他的笔尖，所以他已顾不得人物的逻辑、叙事的逻辑，写下来再说。所以他的一部书写了十二年，最大的工夫，是放在增删上了。我写了若干部长篇小说，写作之初，是有大体的构思的，但写着写着，文字就有了自己的意志，朝着意料之外的方向发展了。出版之后，回头再看，很是吃惊，不禁问自己，这是我写的吗？所以，记忆力的衰退，并不意味着创造力的衰退，只要逼着自己写，总是能够写下去的。

　　至于心如枯井，无喜无忧、无欲无求，未必不是好事，因为它与文学的本质相暗合。最初的读与写，不过是一种内在的需求和想要表达的冲动，跟名与利是没有关系的。到了中途，受外界的影响，有了一点名利之心，这反倒掣肘了美与真，不纯粹之下，就有了浮躁与不安，连带着左奔右突、丢怪露丑。现在到了晚境，有了穿透文坛浮云的能力，看清了文学之外的种种真是没什么意思，就回归初心了：把读与写作为一种情感方式、思想方式，甚至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涵养精神，喂养灵魂，不苟活就是了。既然把文学当成了日子（生活方式），心态就放得平和了，步态就放得从容了，得与失、显与隐，自然看淡，就与生活本身的节奏、节律相契合了。再殷实的日子，也不是每天都是节日，它就是平平淡淡的样子。这正是走上了顺生之途，人或许就长寿了，文学或许在一不留神中有了意外的辉煌。文学毕竟是一种马拉松式的活动，不跑到最后，哪能见到秋色与天光？　　  （摘自4月19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