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舒·

　　太平花定情

　　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对于王世襄先生的评价是“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养狗、玩葫芦、养鸣虫，后来又恋熬鹰、捉獾。好友赵萝蕤说，所谓业荒于嬉，说的就是王世襄。这当然是好朋友之间的玩笑话，玩虽玩，学问并没耽误。王世襄进燕京大学，开始读的是医学，结果主课门门不及格，幸好选修课分数高，于是转到文学院国文系。毕业后考取了燕京大学的研究生，研究中国画论。1941年，王世襄拿到硕士学位。

　　袁荃猷就是在这时进入王世襄生活的。

　　袁荃猷出生于1920年9月，从小在祖父母身边长大。袁荃猷在祖父母家读《论语》《孝经》，弹古琴、学画画，过的是典型旧派闺秀的生活。进入燕京大学后，她学的是教育学，毕业论文是编写一本中小学国画教材。她去找教育系系主任周学章先生，周先生就推荐她去找王世襄，请他来做“论文导师”。

　　初次见面，袁荃猷印象最深的是：王世襄吃柿子，吃完留下完完整整的柿子壳。王世襄对袁荃猷的论文很上心，到了后来，为了让她顺利毕业，居然帮着写。这两个人，就这么“相看俨然”了。后来燕京大学停学，王世襄去了重庆，临行前，他送了袁荃猷一盆太平花。在四川，王世襄写了很多信给袁荃猷，却只收到两封回信，其中一封是：

　　你留下的太平花我天天浇水，活得很好，但愿生活也能像这太平花。

　　回到北平的王世襄，给袁荃猷带了一个火绘葫芦片小盒，这是他之前在信里许诺的——要是做好了就送给她。她打开小盒子，里面静静躺着的，是两颗红豆。袁荃猷说，这是我们的爱情信物。

　　这位太太真是“妙不可言”

　　1945年，王世襄和袁荃猷结婚了（见左图）。婚后，王世襄很快发现，这位太太真是“妙不可言”——除了琴棋书画外，其他全都不会。

　　新婚燕尔，却很快分居两地。彼时的王世襄，一心都在追缴文物上。他离开北京前往日本，追缴了多项文物。袁荃猷对于王世襄做的所有事情，只有两个字：支持。

　　某月月底，赶上儿子王敦煌的奶粉吃完了，鸽子的高粱也吃完了。两个人商量，觉得要是借钱买奶粉还算开得了口，要是借钱给鸽子买高粱，那就太不像话了。最后决定，把仅有的钱买了高粱，借钱买奶粉。

　　袁荃猷的衣服总是破了就缝一缝，褪色了就补一补。有一回，王世襄本来要去鼓楼大街给袁荃猷买内衣，结果半道上看见喜欢的藏传米拉日巴像，买了回来，内衣倒忘了。袁荃猷见了却欢喜地说：“要是我也先把他请回来，内衣以后再说。”

　　他们的朋友郁风说：说起袁大姐这位主妇真够她为难的，家里已经塞满各种大小件不能碰的东西，她的吃喝穿戴日用东西东躲西藏无处放，而王世襄还在不断折腾，时常带回一些什么。她常说累得腰酸背痛连个软沙发椅都没得坐（因为沙发无处放），家里全是红木硬板凳。但是我了解她的“抱怨”其实是骄傲和欣赏，而绝不是夫唱妇随的忍让。

　　王世襄被故宫派去美国，彼时，袁荃猷患上了肺结核。大家都说，这病有危险，家属不可远行，只有袁荃猷说：“没关系，你去吧，家里也有人照顾我，父亲（指王世襄父亲）还常常翻译法文小说给我听。”

　　袁荃猷喜欢抚琴，王世襄看到好琴，愿意卖掉各种细软，为太太的爱好掏钱。1948年，为了买“大圣遗音”古琴，王世襄以饰物三件及日本版《唐宋元明名画大观》换得黄金约五两，再加翠戒三枚（其中一枚为王世襄母亲的遗物），才购得此琴。在《自珍集》里，他这样说：“……唐琴无价，奉报又安能计值，但求尽力而已。”

　　王世襄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太太抚琴，自己陪在一边，他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琴奴”。据说，他还曾经收藏过一个蚰耳圈足炉，为的是款式二字——“琴友”。因为遇见这个炉子时，袁荃猷正在学琴。

　　是夫妇，更是知音

　　1949年8月，王世襄回到北平，袁荃猷的身体渐渐好转，他们的生活真的像那盆太平花一样：在芳嘉园小院子里，他养鸽子，她在一边描画（见中图，袁荃猷为王世襄作的速写，描绘王世襄在其“漏室”研读时的情景）；她抚琴，他在一边欣赏；他们是夫妇，更是知音。家里来了客人，谈论起别的夫妇为了花钱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袁荃猷说：“长安（王世襄的乳名）别说吵架，脸都未曾红过，我真不能理解。”王世襄说：“荃荃也从未红过脸。”

　　唐山大地震过后，为了避震，王世襄睡在万历款大柜子里。袁荃猷不愿睡在柜子里，但屋子小，只好睡在贴着柜子放的炕桌上。王世襄每晚起夜，都要“手扶柜子框，挺身越过荃猷”，如此出入一年多，从来没有惊醒过太太。说起这段经历，王世襄笑着说，这叫“柜中缘”。

　　王世襄出了许多书，《明式家具研究》里，700余幅线条图都由袁荃猷绘制，写书时，王世襄右眼忽然失明，是袁荃猷帮他整理书稿，编辑校对。

　　王世襄80岁生日的时候，袁荃猷为他刻了一幅大树图（见右图）。王世襄说，自己这一生的爱好和追求，都被荃荃刻画出来了，在那棵大树的果实上，有家具、竹刻、漆器，也有鸽哨、葫芦、獾狗……

　　2003年，王世襄获得荷兰克劳斯亲王基金会授予的最高荣誉奖，基金会会长安克·尼荷夫女士说：“王世襄对于中国家具设计技术和历史研究久负盛名，他的收藏使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手工艺者和学者都得到鼓舞。这些收藏成为国家级文化遗产珍宝。”这些收藏，指的是1993年王世襄夫妇将几十年来收集到的79件明式家具入藏上海博物馆。这一举动亦来自袁荃猷，她对王世襄说：“物之去留，不计其值，重要在有圆满合理的归宿。”

　　荷兰克劳斯基金会给了王世襄10万欧元奖金，得知这个消息时，袁荃猷已在医院，“病危而神志清醒”，她和王世襄同时说：“全部奖金捐赠给希望工程。”在生命的最后，他们还保持着惊人的一致性。

　　2003年，袁荃猷去世，王世襄悲痛欲绝。他把她的东西都拍卖了，只有一件东西保留着，那是他与袁荃猷一起买菜的提筐，他说，等到自己百年之后，要请人把这个提筐放在墓里，就像他们两个人，一起拎着这个提筐去买菜，王世襄说，这叫生死永相匹。　　 （摘自《同舟共进》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