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敦愿（见左图）是中国美术考古学的主要奠基者，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创设人，一生致力于理论考古与田野考古。

　　灰色陶罐

　　1958年春天，青岛市文管会举行了一次藏品展，引得众人围观，任教于山大历史系的刘敦愿也抽空来到展览现场。在一件灰色陶罐（见右图）前，刘敦愿驻足静观，发现灰色陶罐上刻有高凤翰的诗句与题记，名曰“吸古得深味”。

　　高凤翰（1683-1749）清代画家，山东胶县人，字西园，号南村，又称南阜山人，曾任安徽歙县县丞，辞官后客居扬州，有“扬州八怪”之一说。刘敦愿分析，这件灰色陶罐年代较晚、品质居中，小口、圆肩、深腹，并不具有龙山文化器物的基本特征，但是陶罐之上所刻诗句与题志，引起刘敦愿的注意，并感觉似曾相识。诗曰:

　　介子城边老瓦窑，田夫掘出说前朝。阿翁拾来插瓶供，常结莲房碗大绕。

　　高凤翰题志:

　　余家介子城下，常得瓦器如婴罐，可充瓶供，插莲花，房大如碗，饱绽坚实，以其气足，生物可成也。南阜老人左手画并志。

　　刘敦愿恍然大悟，原来这首诗与题志他曾在高凤翰的一幅水墨花卉画中见过，虽然个别字句有所不同，但基本可断定均出自高凤翰手笔，如此巧合必有因果，甚或暗藏故事。这幅画原藏于青岛市文物店，已被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维华购买收藏，张先生视其为珍品，不轻易示人。

　　暗藏玄机

　　返回学校后，刘敦愿立即去张维华寓所讨教并一起阅画。此画面与灰色陶罐确有诸多相同之处，但是仔细查来，尤为显眼的莲花和莲房相差甚大。高凤翰画的是一款上部有“流”和“鋬”，下部有“三足”的器物，“流”是水嘴，“鋬”是器物上可以用手提的把手部分，“三足”起到支撑作用，为龙山文化比较典型的代表性器物“陶鬶”式样。

　　高凤翰作为“扬州八怪”之一的书画大家，画作虽有艺术夸张的写意之笔，却绝不会随手臆造，而且这幅画具有相当显著的时代特征以及可信的历史参照物。刘敦愿据此判断这幅画的“模品”应该出自高凤翰对于一件相同器物的记忆，甚至是当场临摹的实物，有可能就是青岛市文管会展出的那件灰色陶器。如果这个判断准确，就可以证明在高凤翰生活的清朝初中期，已经有龙山文化器物流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遗址城子崖，是由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发现并参与发掘的，时间是在1930年前后。高凤翰所见的龙山文化“陶鬶”至少提前了200年，张维华听了刘敦愿的分析，赞成这个判断。

　　为了获得更多依据，刘敦愿征得张维华同意，携高凤翰水墨花卉画专程拜访了著名收藏家、书画鉴定家王献唐。巧合的是，王献唐曾购买过一幅几乎一模一样的画作，经过鉴定乃伪作，被弃之，去向不明。经王献唐仔细鉴定，这幅高凤翰画作似亦有疑点，可视作清代中晚期摹本。即使是仿品，也必有真品所临，画里“陶鬶”不会是臆造的。刘敦愿进一步分析，高凤翰题志和诗中提到的“介子城”必有根据，与画中的“陶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初步判断“介子城”可能是一处龙山文化遗址，是否准确需要实地勘察乃至发掘才能定论。

　　按图索骥

　　介子城是位于距胶县县城约两公里的古城村，刘敦愿遂于1960年春夏与山大历史系几位同事从济南乘车前往。在古城村的东南角，刘敦愿发现了一处长约百米、高两三米不等的残垣断壁，墙基留有大小不一的若干洞穴，清晰可见一些绳纹陶片等残物，但是进一步探测并无成型的具有龙山文化特征的物件。刘敦愿认定此处并非高凤翰所记“瓦器如婴罐”的出土位置，而是另有指向。

　　刘敦愿进而得出结论，高凤翰记“余家介子城下”应当是一大体位置，应扩大寻找范围。他首先想到的是距离胶县城不远处的高凤翰老家南三里河村。

　　三里河是一条东西向的小河，南岸为南三里河村，北岸是北三里河村。刘敦愿来到北三里河村，低头巡视，陆续发现散落于此的破损陶器碎片。刘敦愿还在一个老乡那里看到一件较为完整的“石锛”，刘敦愿掏出自己仅有的半盒香烟予以交换。

　　可惜的是，在将所得器物置于房东院里晾晒时，房东小孩与家犬玩耍碰落在地，破损严重，数日付出功亏一篑，刘敦愿有些沮丧。但他根据此次田野调查，划定北三里河村外东西约200米、南北逾300米的范围为可探区域，为日后发掘提供了可靠的地址位置保证。

　　刘敦愿即刻投入对三里河搜集文物的研究，比对日照两城遗址出土文物，足以证明两者较为相近的地域文化与龙山文化融为一体，甚至部分器物具有更加显著的早于龙山文化的大汶口文化气质。由此判断，高凤翰笔下的“陶鬶”，定是出土于三里河附近的史前文化器物。

　　在得到刘敦愿提供的准确无误的信息之后，中国科学院山东考古研究所联合山东大学历史系，于1974年、1975年连续两次对三里河遗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1570平方米。遗址文化堆积可分两层，上层为龙山文化遗存，下层为大汶口文化遗存，可能是商代遗存，后来被破坏。其中大汶口文化房址五处，灰坑31个，墓葬66座；龙山文化灰坑37个，墓葬98座。

　　（摘自4月27日《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