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服私访选贤任能
提到古代帝王官员的调研，人们常常会想起微服私访。有一位帝王就非常善于微服私访式的调研，他就是唐宣宗。
一次，唐宣宗出宫射猎，途中遇到一位樵夫，宣宗立即驻马开始调研。他问樵夫来自哪个县，樵夫说是泾阳。宣宗接着问：“县令是谁？”樵夫回答：“叫李行言。”宣宗更进一步问道：“为政何如？”樵夫也不知道是皇帝在问话，就照实回复：“性执。有强盗数人，军家（指北衙禁军）索之，竟不与，尽杀之。”
回宫后，唐宣宗认为泾阳县令能够不避权势、为民除害，于是就将这个县令的名字记下来贴在寝殿的柱子上。一个月后，海州刺史空缺，宣宗立即将李行言任命为海州刺史，并赐“金紫”穿戴。李行言入宫谢恩，宣宗让人从殿柱上将名帖揭下来给他看。
大中九年（855）二月，又有一名县令被破格提升为州刺史。在另一次射猎中，唐宣宗来到京城西北的醴泉（今陕西礼泉）县境，发现有地方父老数十人，正聚集在佛祠祈祷。宣宗问众人为何这么做？大家回答说：“县令李君奭在我们这里干得特别好，任期要到了，我们在这里祈祷，期望他能留下继续在我们这里为官。”
回宫后，宣宗又在寝宫屏风上写下“李君奭”三个字。不久，李君奭任满，吏部两次提出新县令人选，都被宣宗抹去，继续留李君奭在醴泉。直至怀州刺史空缺，宣宗这才御笔亲书：醴泉令君奭可任怀州刺史。
善于解决“灯下黑”
有些官员好高骛远，身边的问题不去解决。在宋代，有一位有作为的官员刘随，他就善于解决“灯下黑”的问题，因此被百姓誉为“水晶灯笼”。人们以此来赞誉官员眼光锐利，能洞彻一切问题。
刘随以进士及第入官，被任命为永康军（今四川灌县）判官。他到任后，为了表明自己尊重知识重视教育，先是来到了当地的孔庙。他了解得知，在永康军祭祀的典礼中，从来就不包括拜谒孔庙。那里庙宇芜秽杂乱、荒草丛生，又听说负责管理祠庙的楼店务已将庙中一片空地租了出去，准备营建居舍。刘随当即责令楼店务立即收回出租之地，并维修管理使用好孔庙，从而“使蜀人知有圣人”。
在调研中，刘随发现永康没有水井，当地居民饮用水全都依赖附近的导江之水。每到冬季，江水冻涸，人们只得去离城二十里处取水饮用。刘随徒步登上永康城附近的鱼凫山去考察，发现这座山可以俯视全城，且山后有一眼很大的泉水，如果能将泉水引到城中，便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用水问题。于是，刘随亲自进行实地勘察，找到了引水入城的办法，“水于是足用，民于是不乏，愈汲愈生，取之无竭”。
深入民众解难题
在明代，官员调研已经成为常态，多数官员能够做到深入民间，走到百姓中去知民情、解民意、纾民困。
明宣德五年（1430）九月，周忱被任命为江南巡抚，总督税粮。而彼时的江南作为发达地区竟然拖欠国家赋税。周忱来到江南，第一件事就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他“尝去驺从入田野间，与村夫野老相语，问疾苦。每坐一处，使聚而言之，唯恐其不得尽也”。周忱衣着朴素，态度和善，百姓不知他就是巡抚，自然是有话便说。
周忱身边常带一个记事簿，在深入民间调研时，无论大事小情，常常无一遗漏地记录下来，连每天天气如何也都记录在册。后来有一次，有人报告说运粮船因大风翻沉，周忱翻开记录簿，发现那天根本没有风，骗局一下子就被戳穿了。
通过微服私访，周忱了解到江南之所以拖欠那么多税粮，主要是富户不肯交纳赋税之外的加耗部分，这部分加征就只好摊派到一般农户头上，结果“民贫逃亡，而税额益缺”。针对这一情况，周忱深入研究，最终创立了“平米法”，让人户按照赋税平均出耗，又请工部颁发铁斛，让各县依式统一制造，革除了各地粮长“大斛入小斛出”的弊病。
周忱还了解到，以往各粮区设粮长正副三人，每年七月赴南京户部办理公文，然后再送北京户部，往返费用均由民户分担，百姓苦不堪言。对此，周忱予以改革，下令各粮区只设一人，轮流赴南京，交由有关部门统一上送北京，如此一来，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寻“拔本塞源之策”
雍正四年（1726），由广西巡抚调任云贵总督兼辖广西的鄂尔泰，向雍正帝连上奏折，大谈西南几省改土归流（即废除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改由中央政府委派流官直接进行统治，实行和内地相同的地方行政制度）问题以及解决办法。大臣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因为早在鄂尔泰之前，广西提督韩良辅、贵州巡抚石礼哈和毛文铨、云贵总督高其倬等都向雍正帝提出过改土归流建议，但均遭驳斥。
然而，令大家没想到的是，雍正帝看了鄂尔泰的奏折后，却立即批准，并令他去解决这个问题。大臣们颇为不解，后来雍正帝解释了这其中的原因，前面韩良辅等人，一是没能拿出具体方案，所言只是“小知小见，乃攀枝附叶之举，非拔本塞源之策”；二是他们“非能办理此事之人，故未允其请”。
原来，鄂尔泰在广西任巡抚时，就已经对此事做了一些调研，所以知道改土归流的紧迫性。此番担任云贵总督后，鄂尔泰更是加大了调研力度，直面百姓问计。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他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情况可谓了如指掌，制定了全面的改土归流方案。
鄂尔泰没有辜负雍正帝的信任，他主持了西南几省的改土归流，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管辖，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摘自5月8日《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