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会崛起吗？》 王红生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
印度的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吗？印度的知识分子到底是具有独立性的社会批判者，还是早已被裹挟进了既得利益阶层？印度教到底是印度社会撕裂的推手，还是国族认同的粘合剂？……本书多方位地勾勒出了印度自独立以来到21世纪初现代化转型的诸多面向，并透析印度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相信“印度会崛起吗？”这个疑问，读者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谁来发展印度？精英还是大众
网上有这样一则笑话。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在开学时看到一名印度新生，便好奇地问：“你们的印度理工学院也很厉害，你为什么选择麻省理工？”印度学生苦笑说：“因为我没考上印度理工学院，所以才来这里。”
的确，印度的精英教育固然成功，但他们无法留住自己培养出来的精英。有人称，印度的顶尖名校是跨国公司挑选精英的菜市场。
其实，知识精英在印度的崛起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在英国人统治印度以前，知识精英是印度宗教道德生活的典范。这些传统的知识精英来自印度最高种姓婆罗门，在社会地位上有一种优越感，追求自由宽容的学术知识，这正是唐玄奘当年能够在烂陀大会辩论中获胜的原因。在英国人统治时期，知识精英是推进印度社会进步的改革家和启蒙思想家。
进入20世纪，印度知识阶层与工商业资产阶级结成政治同盟，与英国人决裂，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同时，印度知识阶层还用一些貌似社会主义的口号纲领来争取工农群众，壮大自己力量。知识精英变成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不屈不挠的战士，是社会公平正义的象征，想方设法让自己代表整个印度社会和印度民族。
百年前，当印度和中国一样遭受西方侵略，正是知识精英们，在与人民大众的联系中完成了重建民族文化的伟大任务。
然而，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印度知识精英与城乡资产阶级一道分享现代化带来的政治经济果实，日益同化进中产阶级，他们曾经的美丽光环正逐渐消失。
他们既不具有传统印度知识精英那种傲视世俗权贵和财富的超脱气质，也不具有以改造社会、重建印度为己任的博大胸怀和眼光，更不具有甘地那样为民族独立事业宁愿挨饿坐牢的精神。他们越来越屈从于权势。
如今，大约有3200万名印度裔或印度侨民生活在海外，他们普遍收入高、学历高、政治参与热情高，不少印度裔精英已进入所在国权力和财富的中心，里希·苏纳克更是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印度裔首相。只是，这些荣光已不再归属于印度。
种姓制限制了印度发展吗
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将社会划分为四个等级，婆罗门是最高的贵族，刹帝利是保护贵族的武士，吠舍是次之的平民，达利特则是最低的贱民。这种制度把社会阶层卡得死死的。
尽管1947年印度独立后，从宪法层面废除种姓制，但时至今日，种姓制在印度仍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1983年8月，前《印度快报》记者拉·赛蒂在北京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演讲时，声泪俱下地诉说了印度贱民在印度社会中的悲惨遭遇和自己因写了一些同情贱民的文章而遭报馆解雇的亲身经历。这位低种姓出身的卡纳塔克人对印地语非常反感，当在座有人问是否能用印地语同他对话时，他断然拒绝道：“不，印地语不是印度的国语。”
的确，种姓制度规定了各个种姓所应从事的职业范围，严格限制了人们的婚姻和社会交往。同时，它还破坏印度各民族人民内部的团结，阻碍印度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和团结。
到恒河沐浴是印度教徒的一项重要宗教活动，每年在谁先下河、谁后下河的问题上总要引起不少的冲突，以致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在1974年不得不颁布一个法令，按沐浴者的种姓身份排定他们到恒河沐浴的先后次序。
那么，人们为什么还会容忍种姓制度继续存在呢？种姓制真的只能限制印度发展吗？
其实，在充满变动的现代化进程中，种姓制度客观上调和了印度社会冲突的文化机制，并为印度的城乡联结提供了强劲的纽带。
每个印度人都有自己的种姓身份，不同种姓有不同的生活习惯、禁忌和崇拜的神祇。高级种姓不希望也不允许低级种姓同化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造就了印度文化的多样性。以饮食为例，北印度人爱吃肉，南印度则坚持传统的素食主义，所以印度饭店会分为素食主义者饭店和非素食主义者饭店，而部分饭店内部还会把座位分开。
此外，工业化和城市化迫使原先居住在一个个村庄的农民出外谋生。打工的农民需要熟人介绍才能找到工作，在新的城市环境里，只有生活在同宗教信仰同种姓的群体中他们才能获得安全感。譬如在印度现代城市阿哈麦达巴德中，我们能看到很多居民区就坐落在带有种姓和宗教特征的“pol”里。Pol是由街道居民构成的邻里组织，由一条街和四条分明的界线圈起的一片房屋组成。
尽管印度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地区矛盾、宗教矛盾、种姓冲突，但不可否认的是，印度始终都在为实现和谐发展而努力。印度教与种姓制调和了社会冲突，造就着文化的多样性和宽容性；保留制和整体发展扶持着社会弱势群体，协调了公平与效率；趋于中立的政治机制维护着社会的和谐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