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志摩

　　孙大雨（见图，1905-1997）祖籍浙江诸暨，出生于上海，父亲孙廷翰是清朝翰林。1922年初秋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高等科后，孙大雨参加了“清华文学社”，后编辑《清华周刊·文艺增刊》。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校园文学社团。

　　1924年春，蔡元培、梁启超邀请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泰翁4月12日到上海，徐志摩、郑振铎等到汇山码头迎接。23日到达北京，5月1日晚，开始在清华大礼堂作系列演讲，这是此次请他来中国的主要议程。正在清华高等科读书的孙大雨获悉泰氏入住清华园，即刻怀着崇敬的心情前去荷花池畔后工字厅泰翁下榻处请求见面。果真受到泰戈尔的热情接待，他们谈兴甚浓。也许，在这次与泰翁难忘的见面中，孙大雨也第一次见到了徐志摩。

　　交谊日深

　　1925年5月，闻一多留学回国，搬进京城新寓后，居处较宽敞。正如徐志摩在《诗刊弁言》中所说：“我在早三两天前才知道闻一多的家是一群新诗人的乐窝，他们常常会面，彼此互相批评作品，讨论学理。上星期六我也去了。”这个“新诗人的乐窝”，是徐志摩与孙大雨、朱湘等诗友经常聚会的地方。1926年4 月1日，《晨报副刊·诗镌》创刊，每周一期，徐志摩邀请他们轮留做编辑。自此，孙大雨与徐志摩有了更多交往，遂成莫逆之交。

　　1925年7月，孙大雨从清华毕业，他第一站去了长沙，凭吊屈原，以缅怀我国诗歌先祖。第二站去了浙江普陀洛珈山圆通寺，借住在寺庙里，面壁两个多月，伴一盏青灯，冥思苦想，探求新诗的出路，并创建出“音组”理论。以后，他写出数万字论文《论音组》和《诗歌的格律》。他说：“我向往诗歌里情致的深邃与浩荡，同格律声腔相济相成的幽微与奇横。”由此，孙大雨第一次以音组结构创作了十四行体新格律诗《爱》，1926年4月10日，徐志摩将此诗刊发在《晨报副刊·诗镌》第二号上，这是徐第一次刊发孙大雨的诗作。

　　孙大雨回国后，得徐志摩介绍，赴武汉大学任外文系教授，月薪两百大洋，生活待遇相当不错。1931年4月和10月，《诗刊》在第二和第三期上，刊出孙大雨长诗《自己的写照》前300行，徐志摩在第二期的《前言》中写道：“这300多行诗我个人认为十年来（这就是说自有新诗以来）最精心结构的诗作……”徐志摩对孙大雨的如此诗歌评说，还没有出现在第二个新月诗人身上。

　　1931年4月，在徐志摩主编的《诗刊》第二期上，发表了孙大雨翻译的莎士比亚诗剧《黎琊王》。1931年10月《诗刊》第三期上，徐志摩又刊发孙大雨的《罕秣莱德》。虽然是节选试译，徐志摩仍给予很高评价。这是徐志摩生前最后一次刊发孙大雨的译著，成为绝响。

　　永志怀想

　　1926年10月，徐志摩与陆小曼婚后回到上海定居，孙大雨和妻子孙月波与之常相往来。1931年7月16日，徐志摩在给北京胡适信中写道：“说些开胃话吧！昨晚我家大集合，有洵美、小蝶夫妇、朱维基、芳信、孙大雨、高植。”徐志摩1931年8月在上海出版《猛虎集》，将新著题赠给孙大雨，上款称“大雨元帅正之”，而落款则自谦“小先锋志摩”。由此可见，比徐志摩小9岁的孙大雨，在其心中占有何等分量。此书出版仅三个月，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辞世，成为留给孙大雨的最后礼物。

　　孙大雨在1926年赴美留学之前，和1930年归国之后，其间约三年时间，是他与徐志摩交往最多、过从甚密的时刻。就在徐志摩辞世前两个多月的9月14日，徐志摩为孙大雨去北师大任教一事，致胡适的信中说：“还有孙大雨的事，也使我觉得为难，他非得有一个月的薪水到才能走路。无论如何得寄他至少300元，否则连累他半年失业，我如何过意得去。”之后10月29日，徐志摩在给陆小曼的信中，又一次提到孙大雨：“大雨家贝当路那块地立即要出卖，他要我们给他想法，他想要五万两，事成我要二厘五的一半，卖否由大雨决定。”孙大雨卖宅地救急，徐志摩乐做中介，可见当年新月诗人间的相互信任。

　　谈起徐志摩，孙大雨多次对家人和朋友说：“徐志摩为人极好，单纯到近乎天真。”在与别人的通信中，他也会称赞徐志摩：“天真纯朴，很可爱，是我的好朋友。我和他接触中，时常听到他谈起史沫特莱。”念兹在兹，孙大雨不忘徐志摩对他的扶持之恩、诗友之情。

　　特别要提到的是，徐志摩生前曾对孙大雨有过重托，把他一个棕黄色小皮箱寄存在孙大雨处，里面装有徐志摩的手稿、书信、日记等重要私人资料。可见徐志摩对孙大雨的信任。徐去世后，孙大雨把箱子小心翼翼地藏在老屋最隐秘处。可是，在十年动乱的抄家中，这个小皮箱被抄去后至今不明下落。孙大雨曾留有抄家物资归还清单手迹，其中有未还的“徐志摩手稿一箱”。孙大雨生前说起此事，痛心至极，深感对不起故友。　　 （摘自4月12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