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衡哲一家

　　一票难求

　　杨绛在记录解放前夕一次她与陈衡哲两家和胡适一起的聚会中写道：

　　当时五个人代表三个家。我们家是打定主意留下不走的。任、陈两位倾向于不走，胡适却是不便留下的。我们和任、陈两位很亲密，他们和胡适又是很亲密的老友，所以这个定局，大家都心照不宣。

　　一篇《任鸿隽、陈衡哲夫妇为何留在大陆》的文章披露，其实一开始任鸿隽与陈衡哲已决定去美国，因为他们三个孩子都在美国，他们去美国，既避开了战乱，又可以一家团聚，故他们正“设法乘轮赴港转美国”。但事实上，他们留下来了，原因何在？1949年的竺可桢日记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题。

　　当时的上海，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吃碗面也要“去一百五十万元”，随着战事迫近，上海也人心惶惶。滞留在上海的知识分子常聚在一起探讨局势，商讨何去何从，任鸿隽的家——高安路14号，成为朋友们谈天的据点。留在上海的竺可桢也参与其中，并用日记记录了当时的情形。5月13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

　　四点至高安路14号晤叔永（任鸿隽的字），渠适出。与衡哲谈及香港逃难事……六点叔永回。未几林伯遵亦来谈，伯遵以妻子均在沪，不愿远离。叔永以基金会董事如咏霓、梦麟（即翁文灏、蒋梦麟）均劝往香港，周寄梅亦然。但叔永、衡哲则欲赴美国，否则不动云。

　　接下来几天中，炮火终夜不绝，竺可桢“几不能成寐”，虽然他19日就收到了杭立武的来电，知道已为其办护照，可“乘机飞穗”，但是，连日的阴雨天气使得“飞机不能出动”，他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也取不出来，只得继续留在上海。

　　5月25日，竺可桢又来到了任鸿隽家。在这一天的日记中，他写道：

　　打电话与Sophia（即陈衡哲），未通。故余即外出至高安路十四号晤陈衡哲，知叔永廿二日飞香港，叶良材同行。衡哲颇怨叶坚持叔永赴香港，但只有二张机票，故渠不能不留沪，以待轮通时再往港。但实际渠等小孩三人都都、书书、安安均在美国，故叔永夫妇去港必转美国无疑。渠现只有一女仆，昨夜颇为惊恐，故谓如余愿往，可下榻其寓。余以不便谢之。

　　任鸿隽夫妇“去港必转美国无疑”。然而，炮火连天中，大家纷纷逃难，真是一票难求。“中基会”的秘书叶良材弄到了两张飞机票，坚持让任鸿隽先跟他一起去香港，“待轮通时”陈衡哲再到香港与之会合。在没办法的情况下，22日，任鸿隽随叶良材先去了香港，陈衡哲只身留在了上海。

　　重点人物

　　正当陈衡哲焦虑恐慌时，已经进驻上海的中共领导人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工作。竺可桢1949年5月30日的日记写道：

　　下午谢季骅来，钱临照偕来。知季骅于昨由南京至丹阳，与陈毅同来。据陈毅云，共产党待敌党将尽力宽大，适之、孟真、咏霓均无避去之需要。渠曾阅研究院院士录，见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能兼收并蓄。并曾提余名，谓当电杭州市长谭震林至浙大访余云云。

　　听到这一消息之后，这段时间经常去看望陈衡哲的竺可桢当然会将此消息告诉她。既然陈毅保证胡适、傅斯年、翁文灏这样的人物都不需要离开，那么，作为科学家的任鸿隽和作为学者的陈衡哲就更不需要离开了。

　　果然，此后不久，中共相关人员就来接洽“中基会”的相关人员，任鸿隽作为“中基会”的董事，他的妻子陈衡哲自然是重点人物。竺可桢在6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

　　至高安路叔永处，遇林伯遵，知基金会亦有文教处人前往接洽。叔永或一二星期内或可回。

　　日记中的“文教处”，即上海市军管会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这是中共接收上海时用来管理文化教育事业的主要组织。当时，钱俊瑞是文教处的主任，副主任是李亚农，这一时期，李亚农曾邀请竺可桢与陈衡哲一起吃饭。在这种情形下，陈衡哲放下了疑虑，准备让任鸿隽回沪。1949年6月5日的竺可桢日记写道：“七点至叔永家，陈衡哲与余商催叔永回沪事。”

　　不仅如此，任鸿隽的行踪，还惊动了上海市市长陈毅。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陈市长询及叔永，谓望其加入八月初北平之科学会议，谓盼余能往云。”

　　第二天，竺可桢就向陈衡哲转达了陈毅的愿望。他在6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晚膳后至高安路晤陈衡哲，告以陈毅于昨日曾询及叔永是否能参加科学会议。”

　　在竺可桢与陈衡哲屡屡去信劝说下，任鸿隽决定回来。

　　虽然任鸿隽决定回来，但得知这一消息后，陈衡哲似乎并不太高兴。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

　　五点至高安路十四号晤陈衡哲。渠方读《庄子》并作诗以发牢骚。适其表弟庄权（号巽行，前重庆兵工厂厂长）亦来，共进晚餐，并饮五加皮一杯。据陈衡哲云叔永已来二电，均云待轮返沪。

　　虽然任鸿隽致电他们说要回沪，但似乎仍犹豫不决。从6月延迟到8月，任鸿隽依然在观望。……在迟疑犹豫了四个多月后，任鸿隽最终还是回来了。

　　重视和优待

　　在动荡的年月，老友见面难免话苍凉。“四个月之久”，可以想到任鸿隽、陈衡哲夫妇在这分别期间所受的煎熬。当时，美国是个可以安身的地方，三个子女都在那里，好朋友胡适也在那里。可陈衡哲因买不到赴港的船票，很难出去；任鸿隽很难抛下妻子，只身赴美。当年任鸿隽在向陈衡哲求婚时曾说：“你是不容易与一般的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和社会的中间，为中国来供奉和培养一位天才女子。”当妻子滞留上海的时候，任鸿隽已别无选择。

　　从竺可桢的日记看，他的朋友多是希望他留北平的。任鸿隽没有能赶上参加8月初的科学会议，在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了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于10月1日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观礼仪式之后，最终听从了妻子陈衡哲的意见，选择了回到上海。

　　在上海，他们夫妇俩都受到了重视和优待。任鸿隽除了担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之外，还担任过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华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全国科联常务委员、上海市科联常务委员、上海市科协副主席、上海市科技图书馆馆长和上海图书馆馆长等职。陈衡哲也被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不过由于她的眼睛患白内障，视力很差，且有消化道疾病，因此从来没有参加过会议，也不在公开场合出现。

　　1972年，中美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之后，美国政府也逐步放开对华裔人士回国的管制。1974年2月，任以都终于争取到一个机会，参加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职员组成的一个访华团到大陆访问，陈衡哲、任以都母女俩终于在分别25年之后团聚了几日。陈衡哲为女儿在国外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而以都的来归也让她的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但愿自己还能够再见一见安安。

　　一篇题为《中国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的晚年生活》的网文（任鸿隽侄孙任尔宁口述）说，安安是回来见到过母亲的：

　　安叔叔（任以安）从美国回来看望她。三娘母不让他去住宾馆，她对安叔叔说：“你是我儿子，小时候是在我床边安一小床睡觉，长大了还是我的儿子，现就在我床边靠近这堆乱书旁，铺一地铺睡吧。”安叔叔这一世界知名的地质博士（20世纪90年代初任全美地质学会会长），顺从地屈就于此。这些天也是安叔叔同好娘（儿女们都是如此称呼自己心爱的母亲陈衡哲）人生最后相处的日子。

　　以安回国时间应在1975年，此时距陈衡哲逝世仅有数月。（摘自《书屋》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