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有一颗人头的铜甗，这是有关殷商“人牲”文物中，最知名的代表

　　虽然现在考古学家还没能区分纣王和他父亲祭祀牺牲的人数，但在人们的印象里，他却总是“暴虐”“暴君”的代言人，他执政时期，商朝的境况到底如何？如果能拨开传说与历史的风尘，也许还有另外的可能性。

　　商朝最后一代君主，是帝乙的儿子，本名“子受”，谥号“帝辛”，而“商纣王”是周武王灭商后西周人对他的贬斥性称谓。《尚书·周书·牧誓》记载了周武王战前动员的讲话，解释他为何“伐纣”，他讲道：“昬弃厥肆祀弗答。”指责帝辛抛弃对宗庙的祭祀，不闻不问。

　　根据甲骨文记载，帝辛曾征服夷方、人方等多个部落，俘获数万人，将商朝疆域从黄河扩张至长江，然而他并未像前代君王那样将俘虏“祭祀”了之，而是饶他们一命，将之充作奴隶。人祭减少的同时，牲祭也一样减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灵看来，这大概可以算是“人本”思想的回归，但在“天命观”决定一切的3000多年前，不重视祭祀大约可算弥天大罪。

　　有些学者说不重视祭祀是帝辛时期国力衰微的表现。一百年前在殷墟挖下第一铲土的考古学者董作宾曾研究帝辛时期的甲骨文，发现他执政时，制作、征伐、田猎和祭祀无不整肃，不像传说中的昏庸残暴。经过20多年在殷墟的实地考古，何毓灵对帝辛时期城市的印象是：“城市发展快，城市规模、生产规模都很大，并不是衰弱的状态。”

　　帝辛如此行为的原因已经被岁月掩盖，如果说他不用“人牲”“牺牲”是因为以人为本，那么他祭祀用的陶器由大到小、由精致到粗糙，也许意味着这位帝王的思想颇有一些超前，力主压缩祭祀规模、降低祭祀频率，对自然神灵和祖先之崇拜，已经从敬畏过渡到超然。这在当时无疑是离经叛道。

　　众叛亲离的另一个原因也与帝辛别具一格的用人方式有关。即使是奴隶、罪犯，只要帝辛认为其有才华，就会任用，比如飞廉、恶来，便出身低微。甲骨文中出现的许多“小臣x”之类的人名，大多是出身卑微之人。当然，这些人在后世的记载中，无一例外，都是奸臣。这是武王所指责的“昬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不任用同族的兄弟，去任用从四方逃亡的罪恶多端的人。他因此得罪了他的亲属，比如微子、箕子、比干，最终失去了他们的支持。

　　武王还指出一个罪状——“惟妇言是用”。事实上，在商朝，后妃直接参与商王朝的政治生活, 掌握或控制国家的各种权力,甚至担任商王朝许多部门的重要职务，都是常见现象。对此，郭沫若曾在《卜辞通纂·世系》指出，殷商“犹保存母系时代之孑遗”。作为早期国家，商代去古未远，社会生活中还保存着浓厚的氏族公社母权制的残余，虽然男子在社会上已占据主导地位，但尚未完全排斥掉妇女。具有相当社会地位的妇女在甲骨文中并不少见，最出名的当属妇好，作为商王武丁的王后，她掌握兵权，地位尊贵。还有一些卜辞，求问商王妻子封地的收成，说明商朝土地有一部分是属于帝王的妻子、妃子。一些妇女，有单独卜问的权力，这都是地位的象征。

　　已在传说里被指为祸国殃民的狐妖角色的妲己，卜辞中没有任何记载，只有后来的《吕氏春秋》曾记录，“妲己为政”，表明她成功地涉足了商的朝政。如果确实如此，帝辛在一些事上听信于她，那么比对参照后会发现，让女性参与家族乃至国家大事，并非帝辛独有，妲己也不是商朝第一个摄政的妃子。导致周人对商人“惟妇言是用”口诛笔伐的真正原因，也许不在于帝辛的作为，而在于商、周族源文化的不同。

　　据著有《翦商》一书的历史学者李硕推断，背负一身恶名而死的妲己也并没有一心谋害周文王，甚至可能帮助伯邑考见到帝辛，又授意宦官探访周文王，是文王最终出狱的关键。因为周灭商后，武王任命商朝的附庸小邦苏国的国君苏忿生担任周朝司寇，而妲己恰恰来自苏国，苏忿生可能正是妲己的兄弟。周族顾念妲己的恩情而重用了她的家人。

　　真实的历史也许总与后世的演义传说大相径庭。中国现代史学家顾颉刚曾作《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从《尚书》开始，将有关帝辛之恶的记载按出现年代一一列出并加以分析。他发现，以战国为界，帝辛形象发生明显变化——两周时代塑造的帝辛大体是一个糊涂贪杯、不能团结臣下、任用妇人的“糊涂君主”。到了战国以后，他的形象逐渐变成了暴虐好色、戕害贤臣、滥杀无辜、穷奢极欲的“暴君”。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