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人民文学》2023年第3期）

　　我在老房里转了一圈。四姨说姥姥去世以后还是稍微整葺了一下，原来右厢房边上连着的老土屋拆掉了。我记得那间土屋，母亲说我当年就是在那里面出生的。从屋里出来坐下，四姨捧着一杯茶水递到我手里。抬头看看天，刚才淡淡的阴天此时微微有了些阳光，但不热，一点点小风吹着。

　　四姨问：“林娃儿没给你添什么麻烦吧？”

　　我说：“四姨您说哪里话，他这么大的小伙子，工作也不错，能给我添什么麻烦？我也顶多偶尔叫他一起吃个饭，多的也照顾不上。”

　　四姨又问：“有半个月他都没和我视频了。他那个女朋友怎么样？姓甚子来的？”

　　葛林说他平时啥都跟四姨汇报，女朋友的姓却没有？不过对这类事，我从来都不敢替别人太多传话，总担心哪天有了变化便敷衍不过去，于是仍旧只说姓苏，只说好。

　　椅子有点儿矮，四姨的坐姿蜷曲着，说话间，她两次伸直腰，用手捂了捂腹部。我问她：“您不舒服？”

　　“她哪里不舒服哦，”母亲的声音忽然从身后传过来，不过真正吓我一跳的，是后面这句话，“她怀小娃儿哒！”

　　我问母亲怎么来了，母亲又慢悠悠地补了一句：“还不是怕你走错路，怕你被你的新姨爹拐走哒。”她随手拽过一把椅子靠着我坐下。

　　刚刚照在场坝里的几块太阳的光斑迅速挪了挪位置，忽然又隐去了。天上好像瞬间跑来一群爱看热闹的云，光线倏地暗下来。四姨脸色如常，嘴角动了动，又没挤出什么词来，便转身去堂屋里倒茶水。背影里飘过一句嗫嚅不清的话：“姐姐你莫当着外甥这么说！”

　　“那还有啥不能说的，当着林娃儿我也这么说。”母亲语气软下来，话却仍有些不依不饶。

　　四姨端着茶杯迈出堂屋，看了看我，忍住话头，侧身去边上搬了把独凳放到母亲面前，把茶杯放上去，坐下来接着别她的烟叶。

　　我此时早就陷入对“怀娃儿”和“新姨爹”的好奇里了，脸上自顾自地笑。母亲却似乎因为我没有与她的责难保持一致的表情而有些恼怒。彼此沉默了半晌，她才重启话头：“司萍，你跟你外甥说说吧。”尚司萍是四姨的名字。

　　“说就说，我外甥是北京来的，甚子世面没见过，难不成还不讲道理？”四姨的话像敲在铁板上一样当当作响，但头也没抬一下。

　　于是我才知道，两年多以前，地处深山、风景环境都很不错、又特别适于消夏的芦岭村搞项目开发，吸引了国内的几家大地产商来投资，准备在村东地势平缓的山凹里建一片休闲住宅区。我对那块地方还隐约有些印象，原来是一大片玉米地，间杂着一些石荒地，确实是山区里难得的平缓地带。

　　四姨给我看了她用手机翻拍的项目设计效果图，还真很有些看头，这四周的大山做底，农村田园乡居的风格，颇有世外桃源的味道。能想象，交通方便，高速和铁路都已经通到了镇上，到村里的三十里路也全是新铺的柏油路。而且相邻不远就有好几个风景区，已经给县里的旅游攒足了口碑，自然也成了这个项目最好的环境背书。

　　项目开工很快，施工队前前后后来了几百号人。芦岭村一下就热闹起来。

　　我想，难怪这一路走过来听到很多外乡口音。

　　于是有很多工程队就到村里找出租房，见给的价格还不错，四姨便也当了一次房东。我插嘴问二舅家怎么没出租，四姨说他小气，越富越小气，不过他也不在乎这些钱，“新房子嘛，也舍不得给外人住。”

　　母亲似乎对话说得太长半天说不到重点不太满意，叫我别打岔，指指四姨：“让她说完。”

　　然后四姨家就住进来三个人，一个姓邓的包工头带着两个年轻人，四姨叫他老邓。老邓是从重庆酉阳出来打工的，什么都干过，按他的说法，这几年开始当个小包工头，比年轻的时候踏实些，不再单靠卖力气了。他开始在浙江干了几年，后来想离家近些，便就着酉阳周边的地方干。两个年轻人一个干电工，一个干水暖，是他老家的远房晚辈亲戚，中专毕业来投靠他，他就一直带在身边。

　　按谈好的，四姨把老房西边那一半房子都让给了他们爷儿仨，锅灶也分开使，各管各的饭。姥姥去世以后，四姨一直是独居，偶或有人来借住，也是父亲母亲这样的亲戚们。这次一下来了三个陌生男人，可以想见当时的别扭。四姨说，二舅还曾劝她干脆把房子整租给他们，自己到他家去长住，可是家里还有三头猪仔，姥姥留下的老屋让一帮子不知底细的外乡人住着，她又着实不放心。

　　不过慢慢地四姨发现，她的租户人都不错，特别是老邓，照四姨的话，并不太像个包工头。老邓人很厚道，在租费上从来不拖不欠，和两个晚辈之间和和气气，倒是不太主动和四姨说话。两个年轻人从工地上回来有时还多少会有些牢骚，老邓却始终乐呵呵，从来没见发过脾气。四姨也悄悄问过年轻人，他们却说，邓叔在工地上板正得很，刚开工不久就赶走了一个干活吊儿郎当的瓦工。

　　时间再长些，四姨和老邓之间慢慢话也多起来。老邓每次只要发现四姨家里有活儿，农事家务，但凡能上手的，也不再见外，一准儿招呼俩年轻人一起帮忙，锄地松土、剁猪食、挖土豆、扒玉米、收烟叶的事，还都得心应手。再后来，四姨爽快劲儿一上来，干脆就一气儿管了早晚饭，省得他们上工回来还要另起炉灶。老邓推辞半晌，最后商量把自己三人的生活费折进去提了点儿租金，这才答应。

　　在芦岭村，农家的生活习惯基本就是两顿饭。一早起下地干活儿，日上三竿，便是早炊四起的时候。然后继续是一天的农活儿，到了傍晚收工后，就是堂屋里一家子家长里短的时候。两顿饭一包，四姨的生活章程也就得跟着改，早餐早起，晚上不变，中间时间太长，午饭免不了总要将就一点儿。更大的变化在于，在一起吃饭，聊天说话的机会就更多了，于是四姨知道老邓是离过婚的，他老婆跟着一起在外面打工时候认识的包工头跑了，当然那时候老邓还不是包工头。老邓人老实，跟女人说话一直不那么自如，很长时间以后才问起四姨家里为啥没个男人，四姨也就如实说了。结果老邓沉默半晌，说他知道四姨爹出事那次事故，那时候他在相邻的矿上，后来转去在建筑工地上谋生。那天在唏嘘之中，四姨竟然又掉了几滴多年没有的泪。

　　四姨性子虽然刚强，经过这些年，对男女感情也早就淡了，但老邓却不经意地让她僵硬多年的内心有了些松动。那天的眼泪，她后来一直觉得，有一半是为跟她促膝而谈的老邓流的。经此一次，两人慢慢竟有了默契，互相再见，眼里的柔情也多了起来。但这层窗户纸最终却是被年轻人帮着捅破的，他们那一阵要不借口在外边吃饭，要不说工地上有活儿没干完，总是有意把时间和空间留给他们，而且作为后辈的善意玩笑，让一对中年人的情感在笑骂中越扎越紧。语言和生活习俗上的相近，使四姨和老邓之间的融合迅速而热烈。就在上个月，四姨与老邓领了结婚证。

　　母亲说：“你们也太有主意了！长姐如母啊，都这么长时间了，也不让我知道，这会儿娃儿都有了。”

　　四姨低声回她：“你以为我前一阵紧着让你回芦岭来是为啥，不就是想跟你说吗？这个事电话里一两句又说不清。”她一只手里捻着两片烟叶的根茎，另一只手将盘绕在一起的麻绳拧开一道缝，插进去，又再拉拉紧。然后抬头看着我，“就怕你妈不高兴，这几天老邓他们几个人都在工地上凑合着住，说一定等你妈点头了再回来。”

　　我捧着杯子对母亲笑：“看样子您这长姐反倒像个封建家长，新郎官都躲着您——就算四姨自己不说，连二舅三姨也都不跟您说？”

　　四姨说，是她不让二舅和三姨告诉母亲的。她把手放在嘴边，一挤眼，假装悄悄地说：“虽然人亲骨肉香，我可知道你妈比你姥姥还古板。”

　　母亲当然听见了。自己是个古板的人，这点她自己也承认，倒是“人亲骨肉香”这几个字似乎让她很受用。

　　（选载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