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夫妇由作者陪伴在杭州（1979年）

王亚蓉编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

　　先生没有诉苦的习惯

　　“文革”期间，在北京东城区东堂子胡同原住处保留一间小屋，成了沈从文先生的工作室和宿舍。沈夫人从五七干校回来无处安身，由作家协会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相邻的小羊宜宾胡同（原小羊尾巴胡同）找了一间小东房（不足10平方米），拥挤不堪。小房子内住着沈夫人和两位小孙女（大儿子沈龙朱住集体宿舍，大媳妇在南方水电站工作，二儿子沈虎雏夫妇均迁出，在四川三线的工厂，两个孙小姐只能随奶奶）。

　　1975年一友人要去找自称是沈先生学生的江青，当着我和王㐨的面被沈先生坚决回绝。

　　沈家的两间小屋相距一公里多，先生从70岁被发往五七干校，返京后，每日为了吃饭和工作奔波于两个小屋间。沈先生的规律是在东堂子书堆中工作，晚上把床上的书往上码一码就睡觉，中午12点回小羊宜宾吃饭，饭后挎一竹篮子将晚饭带回东堂子。当年我常常加入沈先生奔走吃饭的旅程，没少吃沈夫人烧的可口饭菜。

　　任何困苦磨难都犹如过客，沈先生的快乐也很动人，在那种处境下，他还总担心王?和我的健康，常常未下班我就接到先生的电话：“到这儿来吃饭，有好东西！”“好东西”除了是沈夫人的小炒，还有沈先生自己做的红烧肉、红烧猪脚。沈先生烧的肉味道很好，肉烂烂的，口味不咸，还略带甜味。知道王㐨吃东西较细，他事先声明：“放心，我收拾洗得干净极了！味道好不好？”“好！好！”“那就再给你这一块！”不爱吃油腻的王㐨看着肉皮上竖着的小毛（沈先生眼不好，哪能看得那样细致），只得边大口吞吃着边说：“够了，够了，不能再吃了。”记得一次在沈夫人住处吃饭，一道笋干炖排骨，我们直夸味道好，等沈夫人转身去取饭时，先生悄悄告诉我们：“要不是我偷偷抓了一把糖放锅里，哪会这好吃！”然后像小孩一样神秘地微笑着……

　　沈家的条件没有地方接待客人，社科院为了面子，沈先生接待外宾时都借用院里的一间会客室或饭店的一个房间，后来时局宽松了些，沈先生也忙得跑不起了。他有一张坐了多年的旧藤椅铺了垫子，总是请客人坐，屋里没地方，院里沈夫人种植的小花园旁常是沈先生待客的首选处所。

　　先生没有诉苦的习惯，我觉得他总是站在很高的地方，清醒地看待那些过激行为。当我们被一些让人不平或困惑的事干扰得情绪不好时，沈先生常轻轻地谈：“这不去管它吧！要看到我们做的是大事，多少人在研究中国文化，我们不能输掉，尤其是日本人，多少人在研究中国文化。”

　　命途多舛的一本书

　　社科院在北京西郊友谊宾馆给沈先生租了两套公寓房，使多难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书名由“古代服饰图录”变更）最后得到一个安定的整理处所。沈先生讲，在书未成稿之前，有一次宴会上，沈先生与郭沫若先生邻座，谈到这本书，郭老主动说：“我给你写个序言吧！”并很快就送过来了，序言成于书稿之前，郭老未看过书稿。许多人不明缘由，总是问为什么序言和内容不符，这就是原因。沈先生理解郭老是用这个方式表示点歉意吧！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也是命途多舛，1964年受命，原计划编写10部，1965年200幅图及说明的试点本完稿。沈先生这部书选的是历代争论较多、问题较多的题目，他以新的视角和观点进行阐述，提出了很多新看法、新见解。北京轻工业出版社承印，打出了10部样稿送审。谁知“文革”来了……

　　1981年台湾盗印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时，不仅删去了他的名字，郭老序言也被删掉了。

　　最快慰的事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补完稿后，原北京轻工业出版社所制玻璃版已不可用。出版社的阮波女士仍立意出版，考虑出版的几重难度，出版社一边和我们谈，一边又和日本讲谈社洽谈合作出版的事。那时刚刚允许与外方合作出版，轻工业出版社希望与日本讲谈社合作，沈先生不同意，遂让我取回稿件，又交与前来联络的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詹惠娟交流，没过多久，了解到他们又将再与日本乃至美国谈合作出版。周总理嘱托的一本书，为什么中国人自己不能印出来呢！

　　沈先生命我再次从人民美术出版社撤回稿件后，他提笔写信给社科院梅益秘书长，把此书的出版事宜做了汇报，并请领导关心。很快，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的李祖泽先生亲自到北京，商谈出版的各项事宜。李先生的承印、安顿，让《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出版变成那些年以来沈先生最为快慰的事。从那以后，李先生及他的同事都成了我们交往颇深的朋友，后来为纪念沈先生从事文学创作60周年，香港商务印书馆陈万雄先生还组织出版了《龙凤艺术》的增订本。

　　沈先生夫妇、王㐨和我以及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在香港商务驻广州办事处进行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最后的校对工作，花费了一个多月时间。沈先生抽空还到中山大学拜访老友商承祚和容庚先生，三位耄耋智者欢愉的会面很让人感动，就是那天商先生还为这本书题写了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