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北平艺专和北平美术工作者协会同仁摄于北平艺专。一排右一戴泽，右三齐白石，右四徐悲鸿；

戴泽布面油画《农民小组会》（1950年）

　　我是戴泽先生的长孙，1980年出生在中央美术学院宿舍，那年他58岁。直到爷爷96岁因病要到医院去长住，我们才算是分开。

　　冥冥中的运气

　　2005年以后，爷爷一般出差就会带上我，相当于一个小拐棍。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几乎不做展览，尤其是几乎不做个展。我有限记忆中只在纽约做过一次，然后在北京贵宾楼饭店，也是三四十张画这样一个小规模。他在北大红楼纪念馆的小展览，是我独立策划的第一个戴先生的展览。

　　爷爷是1942年从抗战时期走过来的艺术家，到他前两天9月13号去世，整个这一代就画上句号了。徐悲鸿真正在中央大学带的学生，他可能是最后一位。爷爷一辈子，是个像阿甘一样的福星。首先能活过100岁，一定有大的福气，都叫人瑞。而且更神奇的是，很多人是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计划去让际遇变得更好、去规避了很多风险，爷爷不是。为什么我说他像阿甘？因为他很多人生是被动的，更多是因为某些冥冥中的运气。

　　比如他在重庆上精益中学的时候，1939年到1940年左右，因为暑假回学校入学报到迟到，避开了学校的校舍坍塌事件。然后他一个没有接触过艺术、没有做过基础训练的考生，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考上了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而且考了第二名。他1946年毕业之后找工作，屡次三番碰壁。现在回看，如果被那几个工作中哪一个录取了，他就没有后面跟徐悲鸿到北京。

　　1964年一纸调令，准备把爷爷调离中央美院。听我父辈回忆说他当时也很焦虑。结果就在调令宣布之前几天，“四清”工作队入驻，他的调离程序没人签字，所以暂停了……再后来就过去了。

　　后来1978年，颐和园要修复一张华士胡博画的慈禧像，但是颐和园自己没有学术专业能力，就到中央美院去找人。结果爷爷从1978年开始跟颐和园产生了不解之缘。而他能够有修复的经验，也是因为1950年他去苏联留学，在苏联油画修复工厂参观过，并且在1953年徐悲鸿先生突然去世的时候，他主动站出来帮徐先生修复了《奚我后》，这张作品现在还在徐悲鸿纪念馆永远珍藏。在与颐和园的接触中，爷爷画了大量颐和园作品，到2022年他100岁时，我们在颐和园给他办了个人画展，影响很大。

　　画给自己的艺术理想

　　96岁之前，爷爷几乎不办展览，也没有出过一本像样的画册。因为他经历了这么多的人生跌宕，完全看开了，他并不觉得需要把他的作品展现给别人。但是从96岁开始，他亲眼看着我们把他的学术和他的社会影响力做得越来越大。

　　2018年，是国家博物馆和中央美术学院的大展。到了第二年，湖南省博物院做了一个徐悲鸿、周令钊、戴泽三人大展。2020年3月份，我在他的授意下，和三联一起共同倡议给武汉做捐赠，做了义卖。爷爷领头，他作为顾问，捐了钱、捐了画，而且画非常有意义，是1973年他画的汉口码头。

　　1950、1951年爷爷有机会到民主德国，看到了大量欧洲最好的艺术品原作，接触到古典主义、印象派，包括早期的现代主义跟表现主义，也吸收和消化了非常多的艺术元素和艺术理念。他回来后，除了在核心舞台上完成他的工作、教学任务，同时也画了非常多自己喜欢的画。他不想示人的那些画，是画给自己的艺术理想的。

　　大概在他80多岁开始，我会跟他翻一翻画，看一看他的幻灯和照片，我就发现我认识中的爷爷不只是一个教书的老头、只会画花的一个画家，他有一条自己的暗线，一直没有停止去画自己心中的艺术。我们发现他个人那条线上涵盖了很多现在年轻人也会喜欢的元素，比如说小熊、豹子、花卉，包括一些人物用的颜色很当代，比如说芭比粉、蒂芬尼蓝，这都是他在1950年代画出来的。

　　煤渣胡同的孩子王

　　爷爷很少社交。他是一个比较洒脱平淡的人，只是不太愿意跟同僚去吃饭喝酒聊天。他是煤渣胡同特别有名的“孩子王”（美院宿舍在大雅宝胡同时期还有一个“孩子王”，就是黄永玉先生），一下班就领着全院小孩在那儿唱歌跳舞。

　　他有时候会给小孩画像，他特别喜欢给人画像。爷爷在中央大学时期，他就给很多同学画像。比如，1945年左右中央大学一个叫林淑芬的同学，爷爷画了一张她的像。后来1946年大学毕业林淑芬同学毕业回家时，坐船在嘉陵江上船翻淹死了。这张画像成了她留存于世最后的影像。它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馆以及重庆美术馆都曾展出。我们找不到林淑芬同学的家人，但她在爷爷的画里永远不老。

　　爷爷发自内心地感谢身边所有的人。所有对他好、对他不好的人，他都感谢，他也不憎恨，他觉得这都是一种命运。

　　（摘自9月25日《北京青年报》 吴菲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