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签名的作家们

作家文摘 2023年10月10日 ·莲 子·

  整理书柜上那些默默陪伴自己多年的作家签名本,竟是一道无比绚丽的风景……

  书在信在,见字如面

  萧乾赠送的签名本,是当时新出版的《红毛长谈》和《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落款时间分别是1992年2月和3月。书里还夹着一张名片。记得萧乾、文洁若夫妇的家是在复兴门外一栋简易的塔楼里,只有两室一厅,显得有些逼仄。那时萧乾80岁,文洁若63岁。按照萧乾“文革”后落实政策的级别,他们完全可以搬去隔街相望的“部长楼”,但萧乾不愿意,文洁若也就随他了。1993年,萧乾去世,文洁若就一直住在这套房子里,以翻译和书为伴,优雅地老去。

  作家梅志是胡风夫人,20世纪90年代,梅志前前后后给我寄过《高墙内外》《花椒红了》《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等五本签名本。《花椒红了》是梅志出狱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对她有着特别的意义,于是把它做了书名,以志纪念。在这本签名本里,梅志夹了一封便笺:

  莲子同志,谢谢你寄赠的《家庭》,我从中受到不少教益。寄上一本小书,并祝春节愉快,身体健康!梅志,1996年2月10日。

  那时我年轻,工作忙,一天到晚陀螺似的转个不停。看完信没多想,随手就又夹回书里。如今多年过去,想想这还真是个好习惯。书在信在,见字如面。

  碧野:“作家千万不能有暮气”

  和著名散文家、小说家碧野认识,要更早一些。那是1987年4月,我到武汉组稿,请几位名家出来风景秀丽的东湖边坐坐。碧野德高望重,一般不轻易出来应酬。但他说,莲子是湖北的女儿,湖北的女儿回来了,我一定要出来。

  那年见碧野,除了组稿,其实我自己还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我想解开这个谜团。去武汉之前,花城出版社的朋友告诉我,碧野新作《死亡之岛》即将出版,这是一部反映志愿军战俘在敌人集中营里生活和斗争的长篇小说。关于这一题材,碧野酝酿了35年之久。为什么这一创作会成为碧野35年的夙愿?东湖畔的聚会之后,我去了碧野寓所拜访他。

  碧野那年71岁,容光焕发,精神矍铄。他亲自沏了茶,我们开始了长谈。原来,解放初,为创作战争题材小说,碧野曾冒着枪林弹雨去朝鲜战场采访。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碧野还与罗烽、白朗、王西彦等作家参加了中国方面代表团参与的朝鲜停战谈判,目睹了双方交换被俘人员的场面,了解了志愿军战俘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当时就想着手写出来。可是回国后听说不能把战俘当英雄来写,就一直未动笔。1980年,这些战俘平反,碧野立刻感到“我有责任来写,感情不允许我偷懒”。

  碧野告诉我说,文学最富于青春的魅力,作为一个作家,千万不能有暮气。那次拜访,他当场签字,送了我《愿与青春结伴》等五册签名本。

  张贤亮的《边缘小品》签名本,是1995年8月我去银川看他时赠送的,字书写得相当漂亮。我见过张贤亮三次。

  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末。张贤亮出访归国取道广州,我和同仁在广州珠岛宾馆设宴为他接风洗尘。那阵子,他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正在国内文坛引起轰动。

  第二次是1993年,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约请我写一本关于名人下海的书。那次采访张贤亮,是他即将启程赴新加坡参加金狮文学奖评奖活动的前一天,非常繁忙。可张贤亮硬挤出时间,让我尽可能往深处叩探。采访结束时,张贤亮为我的书题了一句话:

  商业活动和文学创作一样需要想象力、胆识与灵感。

  书出版第二年,我到宁夏组稿,参观了创建不久的镇北堡西部影视城。张贤亮在影视城他的办公室里,很高兴地接待了我。

  著名文艺批评家雷达给我的签名本是《缩略时代》和《雷达散文》,分别寄于1997年和2001年。1999年5月9日,雷达给我手书了一封密密麻麻几页纸的长信,实际上就是一篇思想饱满的文学评论。

  贾平凹:“那时写得不太好”

  贾平凹说,如果以民间习惯的标准来看,无论怎样雷达是不能算作文人的,他黑头土脸,衣着不整,形如匪类。贾平凹同时赞赏“他的文字代表担当,代表了正,代表了生活,代表了权威”。雷达把每个作家的成长、进步作为自己的观察对象。他评论中散发出的真诚和善意,是属于所有人的。

  贾平凹先后寄来的《贾平凹散文自选集》《浮躁》《废都》《怀念狼》和《四十岁说》,立在书柜也有些年头了。1990年,贾平凹开始为《家庭》撰稿,继而开设“平凹说家”专栏,深受读者欢迎。《四十岁说》一书,收进了“平凹说家”专栏的一批文章。贾平凹在书序里交代:

  作完一个《废都》,长时间去生病了,小说已不能再写,就一边守着火炉熬药一边咀嚼些平常人的平常日子,像牛在反刍,零碎地记在日历牌上。一日,还有人关心,是广东的《家庭》的编辑来。当然说了许多“自己保重自己”的话,却看了那日历牌上的文字,要求整理了给他们。给就给了,这就是有了“平凹说家”的栏目。

  2014年3月,贾平凹来广州参加一项文学颁奖盛典。我去颁奖现场会他,见他面色红润,身子骨比写“平凹说家”那会儿健壮多了。我告诉贾平凹,他的墨宝“沁斋”一直在我书房挂着。贾平凹谦虚地说:“那时写得不太好。”

  一次,我到北京出差,去找梁晓声约稿。那年月,没手机,没微信,不记得是怎么跟梁晓声约的时间。总之,当我摸到海淀区北影厂宿舍梁晓声家的时候,他正在家里等我。也不记得那次我们都聊了些什么,只记得梁晓声住在筒子楼里,走廊摆满了锅碗瓢盆,家家户户都在过道里生炉做饭。梁晓声很多脍炙人口的巨作都是在这个狭促空间里创作出来的。

  1999年夏天,梁晓声来广州,给我带来了刚刚出版的《心灵的花园》。这本书是全国妇联赶在中国妇女八大前,和毕淑敏的《大雁落脚的地方》一起特别出版的。其中梁晓声的《父亲》《母亲》曾经首发于《家庭》,梁晓声说,“我希望经由写我的父母的方式,为我们的父母立下平实温馨的小传。”   

  (摘自《随笔》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