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马咸的抉择

作家文摘 2023年10月10日 ·马庆芳·

  名门望族

  父亲马咸(1909-1973),字寿同,与母亲翁景素(1912-1978)于1934年在天津结婚(见左图)。

  当时父亲已在日本国立东京商科大学经济系毕业。该校创立于1875年,现名一桥大学,“在经济学领域稳居日本前列,在法学、政治学等人文社科领域具有日本顶尖实力”。

  父亲性格耿直,学习努力,办事认真,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外语能力,除精通日语,还兼通英语和法语。1937年父亲编译出版了《货币与物价》和《法币讲话》,受到社会重视,许多大学将其列为参考教材,抗战胜利后两本书都第二次印刷发行。

  母亲南开中学毕业后,曾短期在之江大学英语系旁听学习,还在天津荣通进出口商行工作了一年。

  父母亲都出身宁波名门望族。祖父马鉴和他的四位兄弟马裕藻、马衡、马准、马廉都是北京大学文史教授,并称“北大五马”。母亲家族的翁文灏、翁文波、翁心梓和翁心植都是著名科学家。外祖父翁文澜是天津名医。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父亲到陪都重庆政府审计署工作。母亲因怀孕行动不便,从南京到天津娘家生产,翌年3月生下我大哥马津芳(见中图,1938年4月母子在天津)。休养两个月后她留下孩子,从天津乘船到上海,再转道香港、越南,历时三个月到达重庆。

  我们兄弟生于重庆,因地得名。重芳先出世五分钟,是为兄。

  迎接祖父

  我俩出生后,父亲打电报向时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的祖父报喜,恰巧祖父家院内花盆有野鸟下了两个鸟蛋,祖父引为吉兆,十分高兴。

  1941年12月25日,日寇占领香港,铁蹄下香港居民食不果腹,许多在香港的内地文化人吃饭住宿一时难以解决。祖父热心相助,住宅成了临时收容所。左翼作家萧红病逝后,丈夫端木蕻良和友人骆宾基两位东北左翼作家,将骨灰收入两个素色古董罐内,其一埋在浅水湾海边,端木带着另一罐住在祖父家中。

  祖父拒绝伪职,化装转道澳门返回大陆,1942年11月就任成都燕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43年祖父到重庆办事,父亲带我们去车站迎接,我看到长途车只是一辆卡车,祖父坐在驾驶室,竟没有车门,感到很奇怪。

  1945年6月,三舅翁心植从贵阳青年远征军调到重庄寸滩第一后方医院,他是一等军医佐(相当于上尉)。三舅来我家看望父母,我俩正在门外玩耍,看见这位年轻帅气的军官舅来家,特别兴奋。三舅和父母八年没有见面了,重逢更是欣喜。三舅后来是著名大内科专家,特别长于呼吸内科,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由于对戒烟工作的重要贡献,他获得了“中国控烟之父”的美誉。

  二二八事件历险

  抗战胜利后,生活立刻发生了大变化。父亲突然被任命为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秘书处代处长,10月上旬随公署长官陈仪上将、公署秘书长葛敬恩中将去台北接收台湾省。

  抗战胜利前一年,陈仪为接收台湾,组织了“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但仅办完第一期,培养了120名学员,日本就投降了。陈仪感到干部不够,遂在重庆各机关吸收通日语的各类专业干部,父亲正好满足条件。秘书处位居九大处之首,权力较大。父亲说:“当时用我的名片是可以封房子的。”父亲只是代处长,第二年就调任更适合他专业的工作,担任了台湾银行行长。

  父亲离开重庆后,母亲计划去天津接我大哥马津芳并看望我外祖父和外祖母,然后去台湾全家团圆。1946年9月我们乘船到台湾,住在台北市千岁町(日本侵占时期的地名),其位置在现在罗斯福路二段北侧。宅院有汽车房和很大的花园。

  台湾光复后,由于国民党专制腐败,接收人员中多有贪官污吏,百姓讽刺这些人“五子登科”,争夺位子。1947年2月27日,台湾专卖局缉私人员和警察用枪托击伤贩卖私烟的小贩,向围观群众开枪示警时又击伤一市民,导致其不治身亡。第二天台北市民包围专卖局及长官公署抗议和请愿,长官公署卫兵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数十人,引发了全台二二八起义。

  在二二八事件当天,父亲傍晚下班乘车回家路上就遇到麻烦,街上游行示威的群众很多,其中少数过激或亲日分子鼓动群众“打阿山”(阿山,是当时台湾本省人对外省人的称呼)。父亲乘坐的小汽车被拦截后,他们误认为父亲是贪官污吏“阿山”,把父亲拉出汽车,不分青红皂白,当胸就是一拳。所幸群众中有两位认识父亲的台湾友人,见状立刻上前拦住保护了父亲。

  撤离台北

  在二二八事件后,父亲看清了国民党统治的面目,在国家鼎革之际,选择了共产党。父亲和我祖父马鉴、四祖父马衡以及三位叔叔马蒙、马豫、马临,原本都是无党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历史并无更深的了解,但都存一颗爱国爱民之心,怀有追求中国早日实现民主、自由、富强的希望和理想。父亲有了选择,也有行动,在来台湾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人老胡的引领下参加了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

  1949年,国民党军队在大陆兵败如山倒。当年8月父亲以探望在香港大学任中文系主任的其父马鉴为名,经香港潜回北平,向调查部副部长马次青汇报工作。马副部长还在颐和园听鹂馆餐厅宴请父亲。在这次大陆之行中,父亲抽空看望了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我四祖父马衡,带去祖父的口信。

  1949年8月开始,中共台湾地下组织遭到破坏,年底台湾地下党负责人蔡孝乾被捕。翌年2月蔡孝乾叛变,之后台湾地下党组织许多人员被捕遇难,几乎全军覆没。台湾当局加强岛内的独裁和特务统治,台北马场町刑场枪声日有所闻,白色恐怖笼罩全岛。

  在这种形势下,经组织同意,父亲把我们家属先送到香港返回大陆,自己再回台湾坚持工作。12月17日,乘船去香港前一天,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地下工作危险难料,也许这就是最后一张全家福。照片中每个人都表情严肃,几无笑容(见右图)。

  父亲1949年底从港返台坚持地下工作,但工作环境日趋严峻和困难。

  家务女工翁嫂,从1945年开始一直在我家工作,相处融洽,有如一家人。她多少也感觉到父亲的工作性质。后来她发现家门口附近经常有几个身份不明的人出没,就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心中有数不动声色,知道被特务盯上了。继老胡先期撤离台湾后,父亲以赴港探亲为由申请离台,得到批准后即抛却家私,轻装成功撤离台北市到达香港,1951年回到北京。    

  (摘自《老照片》第146、147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023年1月、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