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我认识的一位部长级领导走了。几天后，报纸上就陆续出现几篇怀念他的文章。人走了，活着的人送一程，或写一篇怀念文章追思一下，是人之常情。

　　不管是谁，最终都有告别的那一天。过去，人们对离去的人常要盖棺论定。大人物，或者说有一定身份的人物，他所在的单位或组织还要写上一份悼词，或者是生平简历。我父亲去世的时候，他的悼词是我自己写的，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最了解最懂得他。

　　我相信，大凡写文章怀念某个人的人，他与逝者一定有着很深的友谊和感情。很多人喜欢看我写的怀念文章，说我从来不写表面事情，而是从细节出发，带着真正的感情去写，也不刻意夸大某个人的成就与功德。

　　譬如，我写诗人李瑛，他留给我的细节是他在80多岁时，竟然在炎炎夏日里骑着自行车到单位给我送他新出版的诗集。以他的级别，是随时可以让单位派小车的，当然也可以支配他的下属。可他偏偏不这样做。

　　再譬如，我写浩然。第一次见浩然是在1984年的初冬，地点在北京怀柔。记得那是一个北京郊区青年的文学联谊会，浩然是穿着黑色的棉裤来的。在讲课过程中，他突然内急，说着话就突然站起来，说他要上趟茅房，弄得我们都惊愕了。想不到一个大作家，竟这样接地气，一点儿不把我们当外人。1998年，浩然为了扶持河北三河的作者，亲自到我所供职的报社，让我帮他联系出版社，为作者出书。我们报社当时和《求是》杂志同在一座大楼办公。站在大楼前的大槐树下，浩然感慨地对我说，1964年他曾在《红旗》（即今天的《求是》）杂志工作，在这里他写出了长篇小说《金光大道》。

　　我很喜欢根据仓央嘉措诗歌改编的歌曲《在那东山顶上》，其中有句歌词“如果不曾相见，人们就不会相恋；如果不曾相知，怎会受这相思的熬煎”，我每次听到都会心弦一颤，百转千回。听得多了，我受其感染，又尝试添加了一句——“如果我们不曾相遇，怎会知道幸福原来就在你的面前。”

　　看到一则消息，说某位著名表演艺术家在医院的最后三个月，是由一位65岁的女护工全程照顾，而老艺术家的儿子只来探望过两次，第一次待了30分钟，第二次待了10分钟。老人为此很伤心，他在给儿子的遗书中，除了讲述他对儿子从小到大的期望，就是对后来儿子的表现无可奈何的失望。他不能理解，儿子自结婚以后，先由一周回来一次，到半月一次、一个月一次，最后半年一次，即使回来，也是要完钱，一个电话就被人叫出去喝酒了。难道自己真的老而无用，被儿子嫌弃吗？老艺术家最后决定，把自己所有的存款和房产全部赠予陪他走完最后人生的那位女护工，他只给儿子留下一块钱。他觉得，那位女护工更需要他的存款与房产，他不希望儿子以后和那位女护工有任何经济纠纷。

　　我把这个故事在电话里讲给老作家周明听。周明听罢唏嘘了老半天，说老艺术家的儿子怎么能这样呢？百善孝为先，父母生我们养我们不容易啊！

　　周明还告诉我，我认识的那位部长级领导跟他很熟。他去世后，老友们互相议论了好几天，关于那老兄在任时的得与失。周明不曾想到的是，有位南方的女作家，在得知这个领导去世后，竟然在电话里对他失声痛哭。周明劝女作家，不要过于伤心，毕竟是80岁的人了。这位女作家对周明说，老友去世固然很伤心，更让她伤心的是，她几乎找不到可以倾诉的对象。她交往的中青年作家，对这位老领导没什么印象。而一些老作家，有一部分对这位老领导在职时有些做法心存抱怨，而更多的是许多老作家要么去世，要么生病，有几位竟然耳聋了，即使在电话里近乎喊着说话，可对方还是喂喂问你是谁，说来真是伤心得很。

　　放下周明的电话，我沉思了良久，在我所接触的父辈和师友中，也确有不少人开始进入老态龙钟的生命阶段。在微信铺天盖地瞬间改变人生的时代，作为老人，能接听能听懂一个电话都变得奢侈了。我们常说，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可我们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呢？老人现在说话是否有颠三倒四的感觉？如果我说，您这身体，活100岁根本不是问题，他听后会相信吗？

　　不管怎么想，我们今生相遇，就已经是一次彼此幸福的相逢！

　　（摘自《海燕》202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