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3月4日，丁景唐和女儿丁言昭在左联纪念馆

　　我本科在上海戏剧学院就读，毕业后，父亲丁景唐送了不少有关戏剧、电影方面的书。

　　1987 年 4月10日送的书是《周信芳艺术评论集》，父亲题：

　　这是周信芳诞生九十周年纪念时送赠的。那一年还参加了周信芳夫人裘丽琳的追悼会。我被推为治丧委员，内中情况也还是1983年在妇运史办公室才弄清的。后来周易和别的同志曾写文章，记述其事。言昭珍藏  爸爸1987年4月10日

　　此事还得从周信芳家里的家庭教师兼管账丁毓珠说起，她是地下党员。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丁毓珠接受党组织的任务，筹备成立一个党的外围组织——“妇女生活互助社”，该社的活动日益活跃，引起当局的注意。

　　1947年初，特务闯进周信芳家，向裘丽琳打听丁毓珠到底是什么党派？

　　虽然她与丁毓珠朝夕相处，可是她确实不知道这位家庭教师的政治身份，便说：“丁毓珠是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从来没参加过什么党派。”

　　晚上裘想起白天的一件事，襄理何永麟告诉她，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一个人给他看过一张名单，并特地指明里面有个人叫丁英。

　　裘丽琳的两条思路顿时交叉在一起。丁英……丁毓珠……莫不是……她立刻通知丁毓珠出去避一避。然后，拿了两根金条给那个特务，要他把丁英的名字从黑名单上划掉。

　　20 世纪80年代初，父亲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接待为征集上海妇女运动史而来的市妇联同志。父亲仔细读着她们带来的一些材料，其中一篇是丁毓珠的回忆文章。

　　看着看着，父亲看到自己当时用过的一个笔名“丁英”，情不自禁地惊呼道：“啊呀，丁英就是我呀！”

　　意外的发现，使市妇联的同志又惊又喜，立即安排父亲和“丁英”——丁毓珠见面了。劫后重逢，他们俩说出了同一个名字——裘丽琳女士。

　　1968 年3月27日，裘丽琳不幸去世。

　　1985 年4月5日清明节，举行了裘丽琳女士的追悼会，父亲带着我和另一个“丁英”，一同向裘丽琳遗像敬献花圈。

　　（摘自《世纪》2024年第2期 丁言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