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时期发生的阿云杀夫案，是中国法制史上一起非常著名的案例。

　　宋神宗治平四年（1067年）登州（今山东烟台）民女阿云在母亲去世、服丧期未满时，便由尊长作主强行许配给一名叫韦阿大的男子。二人成亲后，阿云嫌阿大猥琐丑陋，不愿与其共度余生，于是趁韦阿大夜晚独宿田间小屋熟睡之时，持刀将其砍杀。然而，阿云力气小，砍了十几刀也未能杀死韦阿大，仅砍掉其一根手指。阿大身受重伤，后被邻人发现救起。阿云作为嫌疑人被带到县衙审讯，尚未动刑就全盘招认。

　　案情虽简单，但随后的审理过程却几经波折。根据大宋王朝律法《宋刑统》的规定，谋杀亲夫属于“恶逆”，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无论将人致死、致伤，凶手都会被处以斩首极刑。

　　负责审理此案的是时任登州知州的许遵。许遵进士出身，曾中过明法科（法学专业），也曾任大理寺详断官，是一位精通法律理论和有丰富司法实践经验的官员。许遵经审理后认为：阿云与阿大在为母服丧期间成亲，根据《宋刑统》的规定，二人的婚姻关系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宋刑统·户婚律》：“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各离之”），二人并非夫妻关系。

　　所以，阿云谋杀阿大不构成行为对象为特定身份的谋杀亲夫的“恶逆”重罪，而仅构成一般行为对象的普通谋杀罪。而且由于阿云是在审讯过程中主动供述其杀害阿大的犯罪事实，根据《宋刑统》的规定，阿云属于自首，根据谋杀已伤减罪二等，所以判阿云流三千里。

　　然而，这一认定却很难为当时的大众所认同和接受。在一般人眼中，二人成亲结为夫妻共同生活，怎么会是毫不相干的普通人呢？登州的司法官员也纷纷表示反对。根据宋朝的司法制度，疑难需上报中央司法机构复核（疑狱奏谳），当时宋朝的中央司法机构有大理寺、刑部、审刑院。

　　案件上报后，大理寺和刑部经复审，推翻了许遵原有的“当减谋杀罪二等”判决，认为阿云不适用自首，按律当判处绞刑，但因为阿云有“违律为婚”情节以及法律适用的疑义，故奏请宋神宗裁决，宋神宗赦免了阿云的死罪，“贷命编管”（流放远方州郡，劳动改造），许遵二次上书中央表示不服，刑部复核后维持原判。

　　此时，许遵已调任中央“判大理寺”，但有御史出来弹劾他，认为他在阿云案件中审判失当，不适合担此重任，许遵于是第三次上书。宋神宗根据“两制议法”的司法制度，将案件交由翰林学士司马光和王安石共同复审。

　　复审中，司马光和王安石各持己见，难以协调，其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对“谋杀已伤”是否可以适用自首。王安石持有和许遵同样的观点。而司马光则认为：法律规定的“因犯杀伤”是指实施其他犯罪，原本没有杀伤他人的故意，只是在犯罪实施过程中，不得已才实施了杀伤的行为。除了盗罪之外，劫囚、拐卖人口也都是这样。法律这样规定的本意在于，担心因实施其他犯罪而杀伤他人，司法官员机械适用条文，对其他犯罪也不允许自首，所以特意加以强调。谋杀则是一个行为，不应该拆分为谋和杀两个行为。所以，对阿云的谋杀已伤行为不应该适用自首，而应该依法予以判处绞刑。二人相持不下，最后报请神宗皇帝裁决，神宗皇帝几经修改诏书，最后下诏：

　　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自首者，从谋杀减二等论。

　　皇帝的赦令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从而解决了这一持久未决的司法争端。后阿云在服刑期间遇大赦乃还，后嫁人生子，平静走完一生。

　　从对法律条文的理解来看，显然司马光的观点是正确的，符合立法的原意。但阿云却有可能因此被处以绞刑，丢掉性命。故虽法理圆融，但却有失情理。而反观许遵和王安石，在刑罚轻缓导向的时代大背景下，基于某种个人动机（有人说许遵有好生之德，信奉因果报应），为给民女阿云留一线生机，曲解法律条文，明显悖逆法理，但却近乎情理。

　　阿云杀夫案几经波折，双方观点互不相容，实际上却是一场情理与法理的纠结。

　　（摘自3月7日《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