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著 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6月出版
从小叛逆
我从小跟姥姥长大，只知道她原名史人范，1908年生于江苏溧阳。当她成了文学青年后，觉得为人模范太累，遂改名史伊凡。
她的父亲（我的太公）史蛰夫是清朝大臣史贻直的直系后裔，一代国学泰斗，光绪年间廪生，曾参加辛亥革命，为维新人物。北伐前史蛰夫是国民党的地下党员，在国民党取得政权后，因不满意其执政措施，在报上登启事公开脱离国民党。他曾在常州中学、南菁中学、无锡高等师范任国文教师和历史教师。瞿秋白就读常州中学时，曾随他学习篆刻并成为他的得意门生。太公病逝于1942年。
据说，史蛰夫不仅治学严谨，治家也颇严厉，性格暴烈，而我姥姥性格也不亚于他，从小叛逆，1922年秋入苏州女子师范，渐渐卷入学生运动，高举反封建统治旗帜，前后三次登报与其父脱离父女关系。1926年又和同学从苏州出走，投奔北伐，去南京分配到国民党总政治部秘书长王昆仑手下干事，感到无所作为，并看到国民党内部风气不正就离开了，回家准备考大学。姥姥在1927年考进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文学院（该院在1928年5月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
1930年姥姥作为学联代表认识了上海医学院学联代表张昌绍——我的外公。姥姥曾经写过一篇回忆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短文，当时姥姥和外公都报名参加了上海医学院组织的第四救护队。正在热恋中的外公和姥姥是并肩的战友，他们是“一·二八事变”后的几个月里结的婚。
在拍摄中央电视台《客从何处来》的节目时，我偶然从资料中发现，当年著名文人柳亚子在1932年为姥姥作的一首词《浪淘沙——文艺茶话会座上赠史伊凡女士》：
珠玉泻莺喉/钢里含柔/吴娃燕语最风流。/一阕新词低唱罢/怎不娇羞。//京兆画眉俦/是几生修/天教韵事继红楼。/为恐石凉人睡去/芍药轻兜。
诗人特意注释史女士爱人叫张弓——外公的别名，姥姥那么“风流”和“娇羞”，一定是一个新娘幸福的模样吧。
跋山涉水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姥姥又一次全身心投入到伤兵医院，直到年底战事失败。沮丧了一段时间后，姥姥决定离开上海。她带着五岁的母亲和三岁的二姨，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见图），然后把她们分别留给了姥姥的父母和我外公的弟弟，只身去伦敦陪读于外公。
1939年，姥姥比外公提前从英国回来，但是她没有回到孩子们的身边，而是帮助上医校长朱恒璧完成了国立医学院两次庞大的迁校任务。1942年，在日军从缅甸进攻中国大后方的危急时刻，姥姥又被借调到滇缅铁路督办公署卫生处，在美国援华抗疟委员会工作，工作所在地为弥渡。1943年她才从弥渡回到歌乐山，担任《中华医学杂志》的编辑。
在歌乐山，姥姥和外公决定去上海接女儿们到后方一起生活。姥姥到沪后，把二姨仍旧留在我外公的弟弟家。她跟二姨解释说，闯过日本人的封锁线太难了，她实在无力带两个孩子上路，只能带母亲一个人。
我给母亲打电话，问她还记不记得当年跟姥姥从上海到重庆的经历，她先说记不太清了，然后叹口气说，一路上很艰难。当时从日占区去重庆是不允许的，姥姥在各个关口需要通行证，需要交通工具，只好求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帮忙。那些都不是好人，他们占姥姥便宜。我问，怎么占她便宜？母亲犹豫了一下说，她要陪他们睡觉。我再追问细节时，母亲不愿说了。但她强调说，要是换你外公去上海接我，一定到不了重庆的。姥姥胆子大，也会随机应变，她总是把我的一只小皮球放在箱子的最上面。到关口打开检查的时候，皮球会滚出来，我就跑去捡，这样检查的士兵注意力就分散了，不会留心到箱子里藏着违禁品或贵重物品。
姥姥的房间
1977年我主演了谢晋导演的《青春》，1980年又因电影《小花》得了“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经常有男士上门想认识我。据姥姥说，他们都是“高干子弟”，我们既不能得罪他们，也不能让我出面。姥姥在隔壁倒茶递烟，天南海北地跟人聊。来的人走时也不觉太失望，有的干脆忘记了初衷，日后还带着礼物回来看她，和姥姥成了忘年交。
我留学美国的第四年终于回家探亲，别人从美国回家，总是要带那些所谓的“四大件”。我在信里问姥姥，她坚持不要任何大件，只请我买一个有波浪的假发套、一个前扣式文胸、一支眉笔和一块羊奶芝士。当我把礼物一件一件递到姥姥手上时，她笑得眼睛眯起来，好像所有的贪婪都得到了满足。也许没有人能满意地说出幸福的定义，但是，在那个冬日下午，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火炉上烧着水，姥姥换了内衣，戴上发套，描好眉毛，就着苏打饼干吃芝士，无疑就是幸福的样子。
跟N结婚后，我带他回上海探亲，结果刚到那天就大吵一架，他半夜三更搬去了酒店。第二天我沮丧地坐在姥姥房间，我们谁也没提头天晚上的事，但心照不宣这是一次失败的婚姻。姥姥从石灰箱里拿出海苔饼干给我吃。我跟姥姥边吃着饼干，边聊些无关紧要的闲话，然后她用极其平淡的口吻说，没事的，不要生孩子就行了。就这样，没头没尾的一句话，她知道我明白的。姥姥总是能用最简单的举动和语言，在关键时刻给我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