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像
元代诞生了我国历史上的三部正史——《辽史》《金史》《宋史》。三史编修过程中，关于正统观念的讨论呈现出由“正闰之争”向“中华一统”的转变，对明清正统观产生深远影响。
突破夷夏之防
辽、宋、金三史的议修基本贯穿整个元代，之所以延宕不定，“皆因正统之议而不决，迄未成书”。围绕“正统之议”，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以宋为正统。早在元世祖时期，针对辽、宋、金正统归属问题，有人便提出“自唐已降，五代相承，宋受周禅，虽靖康间二帝蒙尘，缘江淮以南赵氏不绝，金于宋史中亦犹刘、石、符、姚，一载记尔”。该说主张将来为前朝修史时主修《宋史》，把宋朝历代各帝书入《本纪》，把辽金帝王史事书入《宋史》的《载记》。
二是将两宋与辽金视为南北朝，承认南北各有其正统承袭。修端在《辩辽宋金正统》中指出，辽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南北朝时期的“元魏、北齐”对应，将金朝与南宋的历史地位类比五代时期的后周与北汉，主张为辽金修《北史》，两宋则分别修《宋史》和《南宋史》。
三是辽、宋、金三朝皆为正统。元统二年（1334年），虞集在上述两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三家各为书，各尽其言而核实之，使其事不废可也；乃若议论，则以俟来者”。“三家各为书”的纂修思想最终为元都总裁官脱脱继承，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
在元代关于三史纂修义例的讨论中，主张“独尊宋统”者明显受华夷正闰观影响；主张南北各承其统或三国各与正统者，则表现出时人对多民族中国的认可。
奠定正统观
围绕修史展开的“正统”之争，本质上是元人对于前代关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观念的总结与发展。
所谓“单线正统观”，即认为在一个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政权被承认为正统。传统的“华夷之辨”、依托五德终始学说的德运正统观、得传国玺者为正统等，皆是“单线正统观”所依托的理论依据。然而10—13世纪，不仅宋朝士人，辽金两朝亦依据上述理论塑造自身正统形象。辽道宗言“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金人赵秉文在《蜀汉正名论》一文中则援引韩愈所言“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辽金两朝皆致力于从文化角度区分华夷，使得传统的华夷正闰观受到冲击。
“复线正统观”则强调从历史承续和地域分布角度考虑，将南北对立时期的历史分别进行编纂。“复线正统观”的萌芽最早可追溯至唐朝。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唐初八史”——《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中，六部前代史皆为分政权修纂，并不区分“正统”与“非正统”。在金朝编成的《大金德运图说》一书，针对历史上的德运，提出德运南北朝双线说，并指出汉族和边疆民族的政权皆可为正统。
第三个维度便是“大一统”正统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声言不作“正闰之辨”，将南北朝或多政权并立时期诸国视为“列国”，认为只有真正实现“大一统”者才是正统。欧阳修同样以“一统天下”作为正统归属的根本标准。他指出，“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
金朝海陵王完颜亮同样认为，实现“大一统”的王朝才是正统。在他看来，边疆民族建立政权，并取得“雄伟”的事功，便应为“正统”。
元末，大儒王祎正是以欧阳修等人的正统理论为依据，阐述宋、金两朝的正统归属。他指出，五代不能承续正统，“及宋有天下，居其正，合于一，而其统乃复续，故自建隆元年复得正其统……自辽并于金，而金又并于元，及元又并南宋，然后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而复正其统，故元之绍正统，当自至元十三年始也”。
至元代前中期，三种“正统”史观并存，互有交锋，后两种分别反映南北朝至唐，以及辽宋夏金至元从“分裂”到“大一统”的历史趋势。在此过程中，“统一”这个核心观念不断强化，从而为元代“中华一统”史观奠定了基础。
影响深远
元至正三年（1343年），右丞相脱脱再次请修三史，提出“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元顺帝下诏“辽宋金各为史”，确立“三史分修”各自成书的修史方案，最终承认了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
自《汉书》以降至元修三史之前，断代体王朝史（正史）皆命名为“某书”，如《宋书》《隋书》；数朝纪传体史书才称作“某史”，如《南史》《五代史》。而元修辽、宋、金三史，皆命名为史，看似违反正史命名惯例，实则为“中华一统”思想的体现。由于三史在时间、空间上均存在重合，虽为三朝之史，却彼此关联，三者所组成的完整体系便是10—13世纪的“中华”，故命名为“史”，而未命名为“书”。其他未被单独成书的西夏、喀喇汗等同样被视作中华政权，与辽、宋、金相比，二者虽实力、地位不同，但也同属中华。元朝正是在喀喇汗、辽、宋、西夏、金等王朝（政权）基础上，实现空前“大一统”。
“中华一统”思想的产生与元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趋势密不可分。疆域上，元朝“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用行省制度把边疆与中原统一在一起。政治上，元朝着意于“汉法治国”，将“大一统”的国家意志贯彻到政权建设中。忽必烈命人修撰《元一统志》，体现了元朝统治者对“大一统”的重视。文化上，各民族互相交流、影响，至元末，已经达到“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别识之”的状态。 （摘自《历史评论》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