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杨一丹 李扬著《曹禺：雷雨涤旧世》，百花文艺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

　　相比于鲁迅和郭沫若，出生于1896年的郁达夫与曹禺的年龄和精神气质都更为接近，正如郁达夫所说：“人生从十八九到二十余，总是要经过一个浪漫的抒情时代的，当这时候，就是不会说话的哑鸟，尚且要放开喉咙来歌唱，何况乎感情丰富的人类呢？”彼时的曹禺正是这样，自小的生活环境积累起的忧郁气质和青年时代特有的“忧郁病”让他对郁达夫的文学创作情有独钟。曹禺的第一部小说《今宵酒醒何处》便是模仿郁达夫《沉沦》的感伤情调，兼具“少年维特”般的爱情苦闷和弱国子民的苦痛彷徨。

　　《今宵酒醒何处》讲述了一对年轻人夏震与梅璇的爱情故事，其中深深地寄予了曹禺本人对爱情的向往与惆怅……经由这部小说，“曹禺”这一笔名横空出世。

　　1926 年，曹禺与南开中学文学会的同学王希仁、姜希节等共同发起了一个新文学团体玄背社，创办了文学刊物《玄背》。该刊开始时作为天津《庸报》的副刊出版，《今宵酒醒何处》便发表于此。《玄背》甫一出刊，他们便写信给偶像郁达夫求教。这时的郁达夫正在广州教书、养病，同时也在支撑创造社刊物的出版工作。虽然郁达夫正值病中体弱、身心寂寥，但他很快回复了玄背社这群小青年写给自己的信， 对玄背社给予了诸多鼓励，称赞《玄背》“清新纯正”，并在他当时所编辑的《创造月刊》中对《玄背》加以“广而告之”：

　　《玄背》，本来是京津间几个纯正的青年，以自费出版的刊物，现在附在天津庸报社印行。每星期发行一次，也可以单定。

　　承玄背社诸君寄赠我许多份数，嘱我与他们交换广告，然而我以为广告可以不必，现在还是让我来说一说它的内容。

　　执笔者都还是没有在社会上做事的青年，所以说话很痛快，做文章亦没有想利用什么，或取得什么的野心。我劝大家可以拿来一读，看看这一种青年诚挚的态度。

　　（郁达夫《关于编辑、介绍以及私事等等》）

　　同时郁达夫还耐心细致地回复了玄背社的来信，在信中对当时的新文学文坛与创作风气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在《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一文中，鲁迅说，若以“籍贯，家族，年纪，来作奚落的材料”，“于是‘论战’便变成‘态度战’，‘气量战’，‘年龄战’了”。这也正是郁达夫所担忧和提醒青年一辈的。在他给玄背社的回信中，特别提出刊物中的批评要就事而言、言语有度，“对于不甚重要的个人私事，或与己辈虽有歧异而志趣相同的同志，断不可痛诋恶骂，致染中国‘文人相轻’的恶习。”

　　玄背社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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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上海北京，有许多同《玄背》一样的小刊物出世，它们的同人，都是新进的很有勇气的作者。可是有一点，却是容易使人家感到不快的，就是这一种刊物的通病，和狂犬似的没有理由的乱骂。

　　我们的朋友成仿吾也喜欢骂人，可是他骂的时候，态度却很是光明磊落，而对于所骂的事实、言语也有分寸。第一，他骂的时候，动机是在望被骂者的改善，并非在尖酸刻薄的挖苦，或故意在破坏这被骂者的名誉。第二，他骂的，都是关于艺术或思想的根本大问题，绝不是在报睚眦之仇，或寻一时之快。

　　你们的小刊物上，也有几处骂人的地方，我觉得态度都和仿吾的骂人一样，是光明磊落，不失分寸的，这一点就是在头上说过，《玄背》使我感到清新的一个最大原因。以后我还希望你们能够持续这一种正大的态度，对倒车对恶势力，应该加以十足的攻击，而对于不甚重要的个人私事，或与己辈虽有歧异而志趣相同的同志，断不可痛诋恶骂，致染中国“文人相轻”的恶习。……总之我希望你们同志诸君，此后也能够不屈不挠地奋斗，能够继续作一步打倒恶势力，阻止开倒车的功夫。

　　达夫寄自广州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夜

　　虽然曹禺一生未能得见郁达夫，但郁达夫的创作风格，宽和敦厚的传统士人精神，以及超越政治、道德之上的独特审美追求都深深影响了曹禺的人格和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