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亮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

　　本书是陶铸和曾志夫妇的女儿陶斯亮的自传式随笔文集，讲述了自己记忆中的童年、人情、往事等，回顾了她从医生到转场做公益的心路历程，也描写出了身边一个个立体、富于特色的人。

　　“我就是拼命，也得把这段历史写出来”

　　1995年8月底，母亲（见图）总是说身体乏力，并且，她的血色素急剧下降，几乎每周掉一克，到最后掉到只有六克/分升。人也消瘦下来，锁骨上和腋下的淋巴结像葡萄串那样肿大起来。作为一个有20年临床经验的医生，我知道情况不妙，但母亲死活不肯去医院检查。有一次我看到她摊开在桌上的一本医书，翻开的那页上写的是“淋巴瘤”和“白血病”。“她也想到了？”我鼻子一酸。

　　母亲既然已经怀疑自己患了癌症，那为什么还会拒绝去医院呢？说来也是真不凑巧，这场病耽误了她酝酿已久的一件大事。20世纪70年代末，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期间，作为副部长，母亲曾协助耀邦同志从事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岁月流转，耀邦同志离世了，许多老人也不在了，耀邦同志一些尚不被人知的可圈可点的功绩，再不整理就没有知情人了。母亲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她决心为党、为后人、为耀邦同志做一件事情，就是将她了解的这一段情况整理出来。我那一向要强的母亲深知住院就意味着放弃整理耀邦同志的相关资料，她决心与病魔争一短长。任我怎么劝说，她都一言不发，只有一次说漏了：“我就是拼命，也得把这段历史写出来，就怕突然死了。”

　　我与北京医院的医生共同合计，以做活检需临时住院为由，连哄带骗地将母亲弄进了病房。10月13日，会诊结束后，我被唤进办公室，由北京医院肿瘤科赵主任向我通报会诊结果：恶性淋巴瘤（非霍奇金型）。病理：中度恶性；病期：三期（总共四期）；治疗：准备上化疗。

　　母亲在精神上从来没垮过

　　当医生将“恶性淋巴瘤”的诊断告诉母亲时，她从容地接受了这一事实。她说：“我一点都不害怕，当初参加革命时我才15岁，都不知怕死，现在活到84岁了还怕什么？我已经是个幸存者了！”医生如实告诉我们：“这种化疗不是根治性的，只能是带病生存。”母亲以平静的心态接受了一次次的化疗，医生夸她精神状态好。但我与她朝夕相伴，深知对她而言，这两年的生活是多么不易。

　　八次化疗已使她虚弱不堪，而这期间又总是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灾难。1996年8月，母亲摔了跟头，脸颊的青紫还没退下，就又患上了带状疱疹（俗称“缠腰龙”），她疼得日夜不宁。剧痛折磨了我母亲大半年，她没等全好就又必须上化疗了，一上化疗人就厌食，她见饭就想吐，头发一把把地脱落……

　　但是母亲在精神上从来没垮过。每次化疗期间她都强迫自己吃饭，强迫自己散步，坚持按家里习惯作息：早上起床，晚上上床，白天听广播，晚上看电视，非不得已不卧床。她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干，而且一丝不苟，绝不马马虎虎。

　　母亲的无言之爱

　　住院期间，我们三代之间有场很有趣的谈话。有一次我女儿来看我母亲，那天病房里很安静，我突发奇想，提了一个问题让每个人都回答：如果让你再有第二次选择，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男人？“我会选个坏男孩！”我女儿脱口而出。看来真是男孩不坏，女孩不爱！“要是我，我会选择一个比较优秀的男人。”我说。我原以为母亲不会回答这个无聊的问题，没想到她认真想了想后，斩钉截铁地说：“他首先要是个共产党员！”我和我女儿都大笑起来，但母亲可没笑。

　　母亲看那些外国电影、电视剧，最感困惑不解的是：这些外国人怎么张口就说“我爱你”？怎么能说得出口呢？母亲从不言爱。从小到大，我甚至不记得母亲抚摸和亲吻过我，她仿佛本能地讨厌缠绵。长期的革命生涯，特别是险恶的秘密工作环境，使她养成了不轻易流露感情的性格。

　　母亲几乎从不表扬、称赞我，相反地，她总是像中组部部长审核干部那样，一天到晚从头到脚地对我进行“扫描”。有一次，她瞅着我，很严肃地说：“你现在太胖了，你这个样子影响不好！”吓我一跳！我胖我的，招谁惹谁啦？“你搞统战工作，要注意仪表形象，你看你接触的那些有身份的、高层次的人，有几个像你这么胖的！”

　　1996年，我去了趟五台山，拜了菩萨，回来后满心喜悦地告诉母亲，我为她求神许愿来着。没想到她厉声呵斥道：“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去搞烧香拜佛这一套，像个什么样子！”

　　我碰到再大的困难、挫折或者委屈，说给母亲听，她回赠给我的永远只有一句话：“你是共产党员，你干的是一番事业，而不是为某个人干的，因此不必在意他对你怎样。”

　　怨天尤人、牢骚怪话、是非短长，这些在母亲那儿是没市场的。

　　母亲对我的关切无时不在，它有时表现在一些非常细小的事上。例如有时我累极了，回到医院会一头倒在小床上先睡一觉，睡得好沉！一觉醒来天已大黑，室内黑麻麻、静悄悄的，母亲坐在黑暗中动也不动，泥塑一般，不知这样坐了几个时辰。这时我会一边揉着惺忪的睡眼，一边想：这无言之爱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