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邓嗣禹在芝加哥大学留影
芝加哥大学
邓嗣禹（1905-1988），出生于湖南常宁，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和图书文献学家。1938年，他师从费正清，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41年，当他的博士学位尚未取得时，便应聘到芝加哥大学，在社会科学部东方语言文学系任教。1942年6月，芝加哥大学受美国陆军委托，成立东方研究院，邓嗣禹任执行院长，兼任图书馆馆长。芝加哥大学开办的课程，当时称为“中国语言文史特别训练班”，培训时间从1942年8月开始，到1944年3月结束，比哈佛大学开办的日期要早一年，由邓嗣禹负责并兼任班主任工作。
1945年11月，在西南联大获得硕士学位的杨振宁来到芝加哥大学，追随著名物理学家费米，攻读理论物理博士学位。由于刻苦用功，学习方法得当，又有名师指点，杨振宁慢慢有了名气，成了“学生老师”。1948年6月，他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因成绩优秀，破格留校担任讲师，后来到芝加哥大学设立的艾里逊实验室工作。
1944年3月初，胡适在离任驻美大使之后，曾被邓嗣禹礼聘到芝大，讲授“中国思想史”课程十余日。后来，胡适回信表示感谢，并在之后的交往中一直称邓嗣禹为“邓老板”。1945年，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这年9月26日，胡适致信邓嗣禹，邀请他回北大历史系任教授。1947年11月，邓嗣禹向胡适递交辞任信后，到日本东京大学拜访南原校长，回到芝加哥大学任教。
邓嗣禹与杨振宁结缘
在芝加哥大学期间，杨振宁写过《一个粒子湮灭成两个光子的选择定则》。对于这篇文章，他也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注释文章，用来介绍芝加哥大学当时的学习氛围：
我在芝加哥大学那几年，每周都举行物理系和化学系教师共同参加的讨论会。这种讨论会是非常不正式的，有时并没有预定的报告人。讨论会的论题十分广泛：这周讨论考古学中的碳14测定年代法，下周的论题可能就会变成关于元素起源的推测，等等。由于有费米、特勒和H.Urey出席，讨论会总是谈笑风生、气氛活跃，绝对不会出现冷场。
邓嗣禹与杨振宁两人结缘，就是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这些跨学科的讨论会上。
杨振宁写给邓嗣禹的第一封信，时间为1981年7月28日。当时，他正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担任“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兼任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在此之前，杨振宁一直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作为终身教授，已经有17年的时间。
1965年11月11日，《纽约时报》头版刊出杨振宁接受该校“爱因斯坦讲座教授”教席的消息。报道说，杨振宁的“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年薪4.5万美金，比纽约州立大学校长的薪水还多5000美金。当时美国大学正教授的最高平均年薪是2.21万美金。由此可见当年这个讲座教授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
1981年，邓嗣禹中学同学的孩子在清华大学读硕士。他希望能够到美国高校深造，申请博士学位。于是，邓嗣禹写信给杨振宁，希望他能够提供帮助。杨振宁非常了解美国大学招生的情况，于是，他在回信中写道：
我建议您写信给这位年轻人，告诉他应该直接写信给美国各所大学，索取申请表格，然后向这些大学提交申请。我认为，他有一种错误的印象，认为进入美国大学，可能会受到那些有私人关系人的影响。
杨振宁在这封信中所指的年轻人名为詹先泽，他出生于1940年，1956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汽车专业，1962年毕业。1978年10月，他又通过考试，成为改革开放之后清华大学招收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并在1982年2月再次以优异的成绩毕业。1981年4月，在硕士毕业前，詹先泽希望能够到美国深造，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于是，他写信给邓嗣禹。邓嗣禹将詹先泽的信以附件的形式寄给杨振宁，希望得到他的建议。
杨振宁的演讲与诗歌
1984年，杨振宁在荷兰莱顿大学担任“洛伦兹讲座教授”。这年3月，杨振宁应邀到印第安纳大学演讲，他与邓嗣禹再次在校园内会面。从1950年开始，邓嗣禹在印第安纳大学工作了26年，先后担任历史系主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并于1976年退休。此时，邓嗣禹在此校担任资深教授。
那些年，杨振宁多次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香港中文大学等地发表演讲。关于杨振宁在美国演讲的内容，1984年4月23日，邓嗣禹在写给女儿邓同兰的信中，告知3月20日杨振宁在印第安纳大学演讲情况：
3月20日，杨振宁至印大大礼堂演讲，他聪明绝顶，非常叫座。他说近十五六年以来，每年回国一次，所感到美中不足的是，管理经营工作欠佳。
1984年6月5日，邓嗣禹再次致函杨振宁，信中提道：
最近，我妻子把我的冬衣送去干洗。她发现了一张有中文题字的纸条。这是您在我们家时留下的笔迹。幸运的是，我在附呈的复印件中，找到了诗词的来源。
1983年7月11日，杨振宁由瑞士苏黎世乘飞机返回纽约。在飞越瑞士中部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地区时，他见到当地人烟稠密，风景绝佳。天边遥见少妇峰、黑鹰峰杂于云雾之间，飘忽迷离。于是，他以《瑞士仙境》为题目，有感而作：
谁道仙源无处寻，薄雾良田湖丘群。雾上白垛悠闲飘，浅是雪山深是云。
我们依据邓嗣禹信函中的内容可以推测，早在1984年3月，杨振宁在印第安纳大学演讲结束后，曾经在邓嗣禹家中做客，交流过这首诗，并用中文写在纸条上面。而邓嗣禹把它珍藏在西服的口袋中，直到6月份他夫人发现了这张纸条。
（摘自《书屋》202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