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意气袁良骏

　　袁良骏先生（见图，中年时期）原是我们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老师，后去社科院文学所鲁迅研究室。他80岁患肺癌去世，不做任何仪式，以不打搅社会为原则。他生前积极作为、建功立德，死后放下一切，超脱平静。即使圣人处分生死，其完善度也不过如此吧！

　　袁老师很用功，涉猎广，敏锐，论著源源不断地面世。他说王瑶先生说他的文章“汪洋恣肆，如河水泛滥”，后来才醒悟这是在批评他。他确实是思想奔放至奔溢，才华横溢至横流，思想文字表达敢舍敢取，放而不收，似乎也有测试学术表达的底线之意。他为人爽朗率真，我有时觉得他的行为像是儿童在装大人，有少年意气。

　　林默涵当中国鲁迅学会会长时，袁老师出任学会秘书长和学会法人，把学会活动主持得热热闹闹、风生水起。他主持学术会议的风格是热烈开朗，插科打诨，知无不言。会议开始时一本正经，西装革履的，可是说着说着便眉飞色舞，进入自由状态。

　　1999年，鲁迅学会在北京邮电宾馆开年会，袁老师发言批评当代文坛“三弊”，批评影视界戏说历史成风，消解崇高什么的，都一本正经，但到了批评第三弊“文学作品中性描写泛滥”就憋不住了，他从棉棉和卫慧的小说中摘取一些不便启齿的段落大声读出来，读了一段又一段，最后被张恩和老师呵斥一声“够了！够了！”才大笑着停止。

　　性情中人杨义

　　和袁老师接触稍多是1991年参加曲阜师大的“鲁迅与孔子”学术研讨会。那时中国的交通还不如今天这样便捷，能买到火车卧铺票也算个“小确幸”。记得我是排队一起买了杨义、孙郁的三张硬卧票，似乎还是从永定门车站上的车。

　　那次会议是令我印象深刻的一次旅行。一是因为第一次见到杨义。杨义在80年代，虽然是和钱理群、赵园、王富仁、刘纳、吴福辉、蓝棣之、凌宇齐名的青年学人，但他却从不参加任何学术会议，声称板凳甘坐十年冷，不在学术上做出成绩来绝不参加任何学术会议。邢少涛和冯奇都告诉过我文学所的一个传说：杨义在家写作，因为孩子哭闹，就让妻子住回娘家。家里停电，就把手电筒吊起做灯，继续写作。1991年，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已经正式出版，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可能杨义觉得学术上已有小成，因此有资格出门参会了。

　　我那时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文学室编辑，因一起购票之故，约定杨义、孙郁一起赴会曲阜。在永定门车站等杨义时，看到远处一个人大包小包、很狼狈地从人群中挤出，满头大汗地过来，才知道他就是江湖盛传的奇人本尊。原以为他不轻易与会，没想到却是老农民式的踏地、实在，他的不出席学术会议完全不存在任何高妙、料峭的理由。我心中学术界的神异传说就这样幻灭了，不免失望。但杨义的真实存在，他的专注、自负，以及一种奇特的无视客观环境的主观性，令我惊异。那种无视旁人，不顾及他人的唯我主义，若发生在别人身上，恐怕令人讨厌。但在杨义那里却出自性情，并且天真烂漫，像孩童那样自然地做了宇宙中心。

　　在泰山游玩的时候，杨义是走三五步就要和泰山合个影，一路上我几乎成为他的专职摄影。孙郁是路上见老人就要过去搀扶，令我反省为什么我从未具有这种主动积极的善意——毕竟我也自诩善良，却发现自己的善良是消极性的，而孙郁的善良是积极、主动的。

　　爽朗的笑声

　　这次会议令我印象深刻的第二个原因，是发生了林非先生的会议闭幕致辞被打断事件。他闭幕致辞说，在会上听到一些意见，有的比较正确，有的较有争议……但这时他的发言却突然被两位与会学者起立打断了。其中一位比较年轻，会上发表观点，贬低鲁迅的小说成就；另一位某大学领受国务院津贴的古代小说研究者则有点年纪了，他贬低鲁迅的传统文化修养，说鲁迅读书不多，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所知有限云云。这两位神情激动地质问：到底哪篇论文的观点不正确？请林会长指名道姓地指出来！林非先生的应对当然非常机智和得体，他说请二位少安毋躁，每个人的观点都不可能绝对正确，都可能存在错误。请让我先说完话再发言好不好？

　　致辞完毕，主持会议的袁良骏老师走上台马上宣布：“散会！”这激出火花的一幕，会后大家自然是议论纷纷。

　　此事不久，袁老师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杂文，文中举例某学术会议上某些学者“妄议”鲁迅传统文化修养浅薄，也没有指名道姓。

　　一天我在《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正常上班，收到有人寄来的谴责和控诉信，指责袁良骏捏造、歪曲和打压他在“鲁迅与孔子”学术讨论会上的观点，说他从来都认为鲁迅的传统文化修养极其深厚，从来是崇敬鲁迅，且有所附论文为证。我翻阅所附文章，发现提交会议的那篇论文已在刊物正式发表，只不过作者把批评鲁迅的观点全部180度大转弯，改为对鲁迅的肯定和赞扬！我便给作者回了一封信，大意是：那天会议我也在场。大家都长有眼睛和耳朵，你接受批评改变论文观点是好事。不要再闹了，否则就是欺负学界无人。

　　几年后我和袁老师论及此事，他昂头发出一连串爽朗的笑声，丝毫没觉得我的回复有什么不妥。   （摘自《随笔》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