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武帝年间，大将军卫青（见图）一度权倾朝野，族人借其光辉，数次封侯。卫青出身贫贱，一度在公主府中为奴，他能迈出成为大将军的第一步，靠的是站在了权力的风口。这个风口背后，是以皇帝为首的内朝官僚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僚的权力斗争。

　　相权的桎梏

　　汉朝立国之初，皇权、相权分而两立。皇帝设丞相位，择贤者为相，代理皇权，统领朝廷，掌管国政。以皇帝为核心，为皇帝私人服务的国家机构被称作内朝，内朝官负责宫中宿卫、服务皇室生活、佐理朝政、掌管皇族财产等。人们熟知的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都是内朝官。以丞相为首的机构被称作朝廷和政府，承担编订律法、征收赋税、统治百官、按律施政等重任。

　　汉朝凡国家政事，先由丞相于丞相府召集六百石以上官员会议，决议由丞相上呈皇帝裁可。需要注意，裁可不是裁决。一般情况下，皇帝只需要表示“知道了”，不能对丞相的政令行使否决权。汉初“两权分立”有其独到的优势。丞相由皇帝任命，以守护祖宗家法、朝廷律令为己任，上对天子负责，下为苍生张目。黎民百姓的生活状态，社会国家的整体状况是丞相的考核标准。

　　汉武帝在位54年，前前后后任命了十三位丞相，其中七人被因故免职。作为丞相，其工作中心不但在于国富民强，更在于让政府权力在祖宗家法的框架内运行。避免权力越界，既是丞相职责所在，也是保证自身安全的重要手段。丞相一旦行为失当或者才不配位，有监察系统弹劾，有皇帝问责，双权并立下的丞相不能不有所畏惧。皇权和相权分而两立，两者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皇帝依靠丞相行使政权，以防自身才能不济引发尴尬局面。丞相为皇帝做政策的防火墙，可以避免行政失误的后果由皇帝承担。

　　在政治权力的实际行使中，最严重的问题往往不是当权者的权力过小使得政策无法落实，而是权力过大使错误的政策落地。皇权、相权分立的制度恰恰能一定程度上避免皇帝做出错误决策。

　　汉景帝时，功臣周亚夫为丞相。景帝想封王皇后哥哥王信为侯，被周亚夫以高祖刘邦同一众功臣的誓约为由驳回。汉初刘邦为了刘氏江山永固，宰杀白马，同藩王、功臣盟誓：

　　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

　　王信无功而侯，不能服众，周亚夫坚持的是丞相的原则，维护的是刘汉利益。

　　按照汉初架构，不但皇帝要分权丞相，丞相也要分权百官。汉文帝时，周勃、陈平作宰，汉文帝曾问周勃：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周勃不知。又问天下钱谷一岁出入几何？周勃不知。文帝又问陈平，陈平回答决狱、钱谷各有所主，廷尉、治粟内史是也。

　　相权既由皇权授予，就可以被皇权收回。两权分立、互相制约的制度优势只是皇帝赋权丞相的附赠品，不是设立丞相的初衷。汉武帝怡恰是一个雄心壮志的皇帝，想要实现理想，就要摆脱相权的桎梏。

　　卫青的优势

　　汉武帝摆脱相权桎梏的第一步是组建属于自己的办事班底，班底的基础就是内朝。通过内朝官架空丞相从而亲自施政是汉武帝初期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

　　古往今来政治领袖培植个人势力，挑选出的人才都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被选拔之人必须有杰出的才干，否则无以从官僚群体中一跃而出。其次被选拔的人还要同皇帝熟识，最好两个人还有私交。有了情感做纽带，皇帝同臣子就不是冷冰冰的上下级关系，更容易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最后这个人还要缺少根基，没有皇帝的扶持无法在朝廷立足。这样才能保证忠诚，避免养虎为患。以上三个要求卫青不但全部具备，还超额完成任务指标。

　　卫青出身贫贱，生母为奴婢，与县吏私通生下卫青。卫青入宫前曾为平阳公主奴仆，一度只期望不被主人责罚。姐姐卫子夫成为汉武帝身边嫔妃后，卫青才得以逃离侯府。入宫之后，卫青一直是汉武帝近臣，一举一动都在皇帝眼皮底下，他的忠诚和才干汉武帝一清二楚。

　　在卫子夫有孕初期，陈皇后之母派人绑架卫青，卫青最终被朋友公孙敖救出。汉武帝获悉此事后，立刻被卫青面对危机时候的冷静和机敏折服。随后，卫青在担任皇帝近臣期间，几日内就被赏赐数千金。

　　卫青一生对匈奴七战七捷，从无败绩。最后一场漠北之战后，卫青以大司马大将军身份成为内朝首领，位极人臣。随着卫青的显赫，家族权势也逐渐扩展。卫青兄长卫长君因其功被封侯，外甥刘据被立为太子，外甥霍去病军功更加卓著，俨然成为新的军事领军人物。同母异父的姐姐卫孺嫁给了官至丞相的公孙贺，卫青也娶了曾经的主子平阳公主。在放弃对匈奴作战后，卫青在朝廷上扎根深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际执掌行政和军政大权十余年。

　　卫青的辉煌见证着相权的衰落，他的成长轨迹也不自觉地成了历代封建帝王扩张权力的范例。　　  （摘自《廉政瞭望》2024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