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从未见过”

　　亲爱的女士，我给你寄了一些中国明信片，完全是以前从未见过的。我和一位中国艺术家本人定制的。它们非常原创，代表了中国生活中的一些亲密场景。

　　1903年7月29日，一位不知名的外国人，在事先盖有北京邮戳的明信片反面，用法语写下这几行字。他的书体小心避开了绘有仙姑与童子的画面，心情似乎也激动得姹紫嫣红，急切想分享在异国他乡的发现。在另外一张明信片上，他继续讨好说：“告诉我，您喜不喜欢我寄你的这些明信片？我将会给你寄完整的一个合集。”

　　谁会不喜欢呢？就连隔了一个多世纪以后的我，见到这本精选岀来的手绘明信片专集，同样有“以前从未见过”的惊讶。

　　中国邮政正式对外运营，确切时间在1897年，也就是说，手绘明信片（见图）完全是一门新科，轻如飞鸿，转瞬即逝，以美术史的眼光求证，不过是那个年代不起眼的“边角料”，除了少数几位，作者甚至不可考。

　　手绘明信片诞生在以“机械复制”为时髦的时代，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实用品以人工绘制，耗时又费力，但附着于邮政明信片，反倒是旧瓶装新酒，是一种深入浅出的新玩意儿，在对东方抱有猎奇心态的使用者，也就是那些来华洋人看来，明信片不费巨资，却难得手工定制，不仅别出心裁，品位还不凡，值得向远方的亲人炫耀。

　　无名画家

　　若是没有点闲情，断想不出这等偶寄，谁是最先创意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必须建立在闲散各地的画工资源上。参与手绘明信片的中国画工，在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广西都有案例，这些城市较早对外开埠，差不多是中国政治、商业、旅游乃至传教的重镇，因而聚集着各国来华的外交使节、军人、商人、旅人，供求两旺，各生欢喜。

　　究竟有哪些中国画师参与了手工明信片的创作，至今还是一个谜。根据现存风格判断，有些人原本就有较高的绘画水平，显然是职业画家，其中或有个别，曾经是宫廷造办处的人。众所周知，废制前的清廷颓败不堪，各色簿中人从宫墙内惶然出离，弃如太监宫女，普通画工更是无足轻重，首当其冲淘汰出局，流入社会自生自灭。

　　以唯一可鉴的北京画家周培春为例，或许便是这种情况。他画过《满清文武官员品级图册》（现藏大都会博物馆），也画过《清代商铺招牌幌子图》，这些组画是清宫一种工具式绘画类型，画法不求艺术性，照实描摹足矣，以标准图鉴样式归入内府档案。细看周培春严谨细致的画功，他极有可能原先乞食宫中，因而对文武大臣的服饰举止了如指掌，明信片便手绘出“此是六品武官”“此是头品文官”“官员骑马”等官场行状，朝服品级制式准确无误，还有“清兵试火枪”“双人抬枪射击”等军情实录，可见周培春所闻皆禁中所见，见识远高于一般平民画家。

　　有趣的是，从明信片上的邮票、邮戳信息得知，委托者与画面内容身份吻合，文有荷兰领事馆外交官，武有德国海军军官，显然是向熟悉清廷内情的画工定制的，在其他手绘明信片中，此类题材绝无仅有。

　　为奇异事物注解

　　周培春无疑是再就业的成功代表，他之所以留下了姓名，还是由于其灵活的商业头脑，即便小小的手绘明信片生意，也没忘了在上面广而告之，钤印“北京周培春画”，边上还附带售卖地点，“顺治门外达智桥内西口迤南”，便是今天的宣武门附近。

　　当年，为方便宫内外走动，供奉清廷的低端人员多择居这一带，各行各业的商铺集市汇聚在“南城”，热闹非凡。附近还有一个传教士汤若望建造的天主教堂，俗称“南堂”，可以想象，洋人趁礼拜到附近逛街，顺便将空白明信片交给胡同里的画家，叮嘱所需的内容，或者在店铺里挑选一些有趣的“成品”带回去，写信，寄送，向国际散播一桩桩轻如鸿毛的“事件”。

　　在一组民俗套片中，赫然写有“中国人玩碗”“中国人看洋片”等书法。以“中国人”为前缀，等于为奇异事物注解，背后正是殖民主义者的观看欲望，实在忍不住大惊小怪。

　　（摘自《读书》202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