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王朝的国库位于首都长安皇城之内，它由朝廷独立管理全国财赋税收的太府寺负责，高高的宫墙隔离了人们的视野，进出鱼符公验审核非常严格，唐诗描写的“左藏院山水池”遮挡了大门内的密阵布局。

　　在唐朝政府管理制度中，太府寺统辖下的左藏库掌管全国赋税收入的钱币、布帛、绢等，即号称“正库之物”。而右藏库则负责接收全国地方州县给中央的常年贡品与邦国宝货。左藏库的地位更为显要，管理左藏库的官员职级虽在七品至九品之间，但“天下财赋”尽在手中，皇帝若想支取帑藏开销，也要走专门手续另从宫城大盈库提取。

　　国库丰盈亏损显现着一个国家的兴盛衰败。唐承隋制，储备未尽，大乱之后对仓廪、库藏格外重视，积极推进国库管理制度的法律化，留下了一系列针对府库犯罪惩罚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条文。

　　唐代经过近百年的连续积累，到了唐玄宗登上皇位坐了四十年的龙椅后，“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海内殷富，河西与陇右遍地良田，南方经济得到进一步开发，山东青齐地区米价降到了历史新低，道路两旁列酒肆招待行人，旅店有驿驴，行走千里不需担心安全，因而被称为“开元盛世”。

　　开元盛世正当唐玄宗中年，他励精图治，整顿国库，首先削减甚至剥夺一些食封贵族的待遇，给中央财政减轻负担。又任命官吏遍查逃漏户口，使朝廷掌握的纳税户数三年内增加了八十多万，每年入库钱增加数百万缗。尤其在朝廷花钱问题上采取“量入为出”原则，政策上遏制了许多官员额外加征税赋。同时各地上交的租调丝米换成钱帛，府库、国库的春綵绫绢源源纳入。

　　在开元十八至廿九年间（730-741），朝廷屡次改进漕运“节级转运”之法，将江南、河北、山东诸州物资大规模集中到关中。天宝二载（743），长安令韦坚在长乐坡引渠凿潭举办了盛大的挽舟“博览会”。众多竖着郡名的船只一艘艘依序通过，整整一天，蔚为壮观，轰动了长安城，天子大悦，赐名“广运潭”。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漕运转输物资进入国库的盛况，史家毫不夸张地记录下来了。

　　然而，封建王朝一有积蓄，就开始骄奢无度。唐玄宗赏赐后宫无度，但是国库管理严格，臣僚为了阿谀奉承，就骗他用岁贡额外钱百亿万储存内库，似乎不出国家经费就可任性挥霍。天宝八载（749），距离社会大动乱不远的年份，年近七旬的“太平天子”唐玄宗决定带领朝臣一同去参观“天下财赋归左藏”的国库。

　　文武百官们进入库房后，被眼前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和绫罗绸缎惊呆了。唐玄宗为了显示自己的大方豪爽，让大臣们更加服膺于自己创造的繁华盛世，下令直接从中取出一部分金帛按照等级赏赐群臣。早在几年前他就命百官观阅尚书省的天下岁贡物，得意洋洋地全都车载赏赐给宰相李林甫。这次他听信杨国忠汇报“帑藏充牣，古今罕俦”，当面赐他紫衣金鱼，兼权太府卿事。

　　国家富裕了，国库填满了，各级巧取豪夺的臣僚也多了起来。但玄宗认为眼下四海升平，财富堆积如山，还不算自己任意挥霍的“小金库”——大盈库与琼林库，守着如此巨额财富，还忧心什么？于是，“大开内府恣供给，玉缶金筐银簸箕”，在皇宫里任由受宠的杨氏家族消费，在边界上军费开销高达一千二百六十万石一年，而天宝年间每年的地税收入也才一千二百四十万石左右。旷日持久的南诏之战、吐蕃之战、突厥之战、契丹之战等边疆战争耗费了巨额金帛，奸臣献媚讨好隐瞒真相，屡屡上报大获全胜，粉饰太平。

　　天宝年间，内地的唐军只有八万人左右，而掌握在边防节度使手中的军队已经达到了四十九万之众，“内轻外重”的格局弱化了朝廷的控制。野心极大的安禄山发动了叛乱，玄宗“发左藏库缯帛大募兵”，可是掌管国库的宰相杨国忠却不愿打开库门，坚持“不可耗正库之物”，还派人去太原出售不用纳税的僧籍，以募集军费，趁机在短时间内得钱百万。天下莫不切齿，百官上表请诛杨国忠。

　　公元756年，叛军已经在潼关叫阵，朝堂里无人对策，玄宗一面虚张声势地要去亲征，一面带着杨贵妃匆忙逃离皇宫。杨国忠建议将国库付炬焚烧，不留给叛军，唐玄宗于心不忍。他们一撤离宫城，长安大量百姓就趁乱冲入宫禁，从左藏库中盗取金宝，国库左藏和大盈内库等大批库房都被民众焚烧。留下的官员将库藏钥匙交给进城后的安史叛军，叛军又把长安城王公宅邸和百姓舍屋“大索三日”搜刮了个底朝天。国库，这个盛世的财富标志，随着政治上的颠覆而崩塌了。

　　动乱之后，唐军终于收复了长安，但原来左藏库物资已经散尽不知所终，一代代新的天子又疯狂地搜刮失去的金帛钱物，并将左藏库合并入皇帝的大盈和琼林两库。朝廷国库变成了天子私库，这就更加激起了各路藩镇和各地府县的觊觎，直至黄巢“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摘自《大唐国库》，浙江古籍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