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小学四五年级时，大我11岁的二哥带着我第一次逛上海福州路旧书店，他告诉我，福州路按排序称四马路，却也被人故意叫“书马路”（沪语里“四”“书”同音）。不久，他送我一本《十五小豪杰》，说是四马路买的。这是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当时译作朱尔·威尔恩）的小说，讲十五位少年在暑假里冒险泛海的故事，章回体译本。受到引导，我也开始独自逛旧书店了。

　　初一语文课教唐诗，我立马喜欢上了，想多读点，在中华路旧书店买到了《唐诗一百首》，这是我用零花钱买书的开端。不久还买了《唐宋词一百首》，两本书都爱不释手。

　　我现今还保存着1960年代在福州路买的两本书。一本是《书的故事》，中华书局民国三十六年（1947）初版本，作者伊林，译者是周有光的夫人张允和。另一本《注释分级古文读本》零本，也是中华书局出的，韩愈《送董邵南序》、柳宗元《桐叶封弟辨》、周敦颐《爱莲说》与王安石的《伤仲永》等，我最先都在这里读到的。

　　两年以后，非常十年开始，我的高中教育戛然而止。最初五六年，几乎无书可读。我仍寻寻觅觅，总企望找到值得一读的书。1972年大年三十，买到了郭沫若上年新出的《李白与杜甫》，当时一纸风行。大约这年起，沪上古旧书业逐渐松动。深秋某天，路经福州路424号的上海书店，见门口停满自行车，店里人头攒动，柜台里陈列了久违的旧版古籍。遂挤到柜台前打量。忽听一人问道：“唐诗有买？”营业员答道：“呒没。”那人指着书架上一摞线装本《唐书》（即《新唐书》）责问道：“这么多唐诗，都不卖吗？”营业员怼道：“这不是侬要的唐诗！”我不禁苦笑。沪语里“诗”“书”发音相似，而那六七年的教育久与唐诗绝缘，这位问客不明就里，这才闹了笑话。

　　从那天起，我经常从浦东摆渡过江来淘古旧书。那年头，文史类图书供应似分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全市新华书店公开销售的图书。我从这一渠道买齐了鲁迅著作的全部单行本；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与《中国近代史》，周一良与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构成了我中外历史的知识来源。配合“批儒评法”运动的公开出版物，既有《商君书》《韩非子集释》《盐铁论》《论衡》与《王荆公年谱考略》等古籍，连同李贽的著作都在那时买齐；也有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与杨宽的《商鞅变法》等今人专著。

　　第二类是上海图书公司的内供图书。记得设在福州路401号古籍书店二楼，书架上码着的图书都是“不能门市陈列”的。大多是1949年前的旧平装文史著作，也有1949年后出版却已稀见或未解冻的图书。原先仅特供单位，后来一般读者只要持介绍信也能选购。我没工作，内供的图书又特有诱惑力，只得到所在街道的团委央人开证明。买得较多的是老商务印书馆的“国学小丛书”，有吴梅的《顾曲麈谈》《辽金元文学史》，谢无量的《诗经研究》，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发凡》等。邓广铭1957年版的《辛稼轩年谱》也在这里淘到，至今有时还查检。买到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老版古籍有《昭昧詹言》与《诗义会通》等，最有用的当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鲁迅为挚友之子许世瑛开过一张古籍书单，里面就有该书。

　　第三类就是由上海书店（不久恢复古籍书店的旧称）独家销售开禁的旧版古籍。这里成为我那几年淘书的主打去处，民国时期老中华的四部备要缩印本与老商务的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价廉物美，成为首选。老商务的《丛书集成初编》与《万有文库》的零本价格低到几分钱一册，买回不下百册。

　　未过几年，我经“高考1977”入读历史专业，其时已有以史学为志业的念想，但最终将方向圈定在宋代，固然与业师程应镠先生正在主持宋代史籍的整理研究有关，但此前数年潜移默化也不容忽视吧。　　  

　　（摘自《随笔》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