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舌战群臣

　　历史上，法家往往以“无教化，去仁爱”“严而少恩”的形象，被置于尚仁爱、重教化的儒家的对立面。通行说法是，我国自汉代开启儒法合流的进程，最终形成外儒内法的社会治理模式。这一历史描述留下一个疑问，诚如沙不溶于水，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儒、法两家何以融合？

　　共同的理想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发布《求贤令》。得知消息后，在卫国不受重用的商鞅入秦。到秦国后，商鞅想方设法让景监把自己引荐给秦孝公。第一次见面，商鞅慷慨激昂，可是秦孝公昏昏欲睡。会谈结束后，秦孝公大骂景监，景监也责备商鞅。商鞅很无奈，说我和他谈为帝之道，他完全没开悟啊。帝道是什么呢？是尧舜禹三代的治理经验。儒家的治国方案主要来自三代，但秦孝公不感兴趣。

　　过了五天，商鞅又求景监帮忙引见。可惜，这次献策也不成功。商鞅对景监说，我这次和秦孝公谈的是王道，秦孝公也不愿意听。王道是什么呢？是夏商周三朝有为之君的治理经验，比如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也是儒家推崇的治理模板。

　　经过这次，商鞅心里有谱了，请求景监再安排一次。第三次见完之后，秦孝公态度大变，他对景监说，你引荐的这个人不错，我可以和他谈事了。这一次，商鞅讲的是强霸之术，特点是见效快。尽管献策成功，但商鞅心下遗憾，他很清楚，秦孝公选择的强国方案“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由此来看，商鞅最初的梦想是实现尧舜禹的帝道，其次也是商汤文武的王道。这和孔子的理想极为相似。孔子心目中最理想的社会是大同，其次是小康。无奈秦王急于称霸，采纳了不可久用的一时之计。

　　刘向《新序》描述了商鞅新法实施的状况：

　　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仇比于丘山。

　　这一描述坐实了法家刻薄寡恩，但需要与历史的另一面结合起来看待。《史记》记载，商鞅的新法实行十年后，“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秦民大说”是社会安定和睦的基础。“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是儒家理想社会的标配。秦国的治理成效显著，到战国末年已经让人无法忽视，所以荀子打破儒者不入秦的传统，到秦国调研数月，给出“治之至也”的极高评价。

　　师承的密切关系

　　法家一再申明，严刑峻法的目的是“以刑去刑”。从秦国的治理效果可以倒推出，商鞅变法所追求的社会状态与儒家并无分别。韩非曾经明确擘画理想社会的愿景：

　　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群臣相关，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

　　这与《礼运·大同》篇异曲同工。之所以有共同的理想，与法家的师承有着密切关系。我国古代第一部完整的法典《法经》的起草者李悝是子夏的学生；变法强楚的吴起是曾参的学生；集法家之大成的韩非、秦朝丞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

　　因为有着共同的社会理想，法家基本沿用儒家的价值论。这一点可以从李悝与魏文侯的一次对话看出。有一次，魏文侯在两个宰相人选中举棋不定，他请李悝来商量。一位是魏文侯的亲弟弟魏成子，一位是对李悝有知遇之恩的重臣翟璜。李悝心里更支持魏成子，但不想让人认为他攀附权贵。

　　反复推辞无效后，李悝只好给出五条标准，让魏文侯根据这五条标准定：第一条，居视其所亲。第二条，富视其所与。第三条，达视其所举。第四条，穷视其所不为。第五条，贫视其所不取。

　　这五条标准一说完，李悝就走了，他很确定，魏文侯一定会选魏成子。因为魏成子的钱有九成都花在国事上，只有一成留给自己家里。更重要的，魏成子请来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三个人，都是儒学名家。卜子夏就是子夏，段干木是子夏的学生，田子方则是孔子的学生子贡的学生。

　　这个故事里，有两个地方可以看出李悝推崇儒家的价值观。一个是他提出的用人标准，基本来自儒家。另一个是他对魏成子的评价。魏文侯把魏成子请来的三位儒家名士尊为国师，意味着儒学将成为魏国的主流思想。身为法家的李悝对于这个做法不但不反对，还把它视为魏成子的功绩，说明他也认可儒家思想。

　　李悝的五条标准是儒家价值观的复刻，这样的价值观又是因为法家与儒家有着共同的社会理想，只因形势所迫，采用了不同的治理方法。“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从先驱管仲、子产到奠基人李悝、商鞅，再到集大成者韩非、李斯，法家人物孜孜以求的是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理想社会，只是在实现的过程中不得已采用极端方式、剑走偏锋。

　　可以说，共同的社会理想、伦理价值是儒法合流的基础，儒法合流并非法家改弦易辙，毋宁是法家回归最初的梦想。

　　（摘自2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