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周大新评传》，河南文艺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

　　1972年6月，周大新被提拔为连部的文书。文书可以进入连部的仓库，他意外发现这里有几本盖有“内部书，供参考”红印章的书，其中一本是苏联小说《你到底要什么》。翻开才发现，书中夹着纸条，上面写着：“本书是供干部们了解修正主义在苏联作恶的情况而印的，要求干部们一定要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要看出问题来。”周大新不是干部，看此书有点越级犯纪律，但当时可看的书太少，他抵抗不住诱惑：

　　当天晚上全连熄灯之后，我偷偷把书由仓库拿出来，然后钻进被窝，打开手电看了起来。

　　他读得如痴如醉，这部小说写的是城市年轻人的生活，其中有关于爱情，关于追求自由生活的描述。这些内容读来十分新鲜有趣。周大新用了三个晚上把书读完，想着自己要是能写出这样的小说就好了。

　　这本书让周大新知道，原来除了新华书店卖书，还有另外卖“内部书”的地方。之后，他开始打听卖“内部书”的地方，终于找到团部所驻县城的新华书店，向销售科长表达了想买“内部书”的心愿。科长见周大新是军人，很客气，在办公室接待了他，但还是为难地表示，买“内部书”需要团政治处开证明。周大新说了很多好话，对方感受到他是真心要买书，就叮嘱“只供你自己读，不能外传”，便允许购买。周大新喜冲冲地跟着他进入“内部书店”——一间很小的房子，里面放着几排摆满书的书架。大多数是一些外国领导人写的关于政治方面的书，还有中国人描述外国情况的书，苏联的小说只有一本。但机会难得，周大新还是把书装满了军挎包带回连队，开始悄悄地阅读。

　　此后，周大新开始频繁地与“内部书店”打交道。调到泰安师部后，当时他已是干部，买“内部书”终于名正言顺。1978年他调到济南军区机关时，又和省新华书店卖“内部书”的老耿建立联系。那时虽然不再明确印上“内部书”的字样，但发行范围还是有明确限制。老耿不限制周大新买书，那些年他读了很多在新华书店公开柜台上买不到的书。其间，买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等书来读，觉得这位作家很伟大。他强调博爱，爱这个世界、爱所有的人，该观点一直深植在周大新心底，他觉得人生活在世上不容易，爱是最重要的。

　　孙绳武曾撰文回忆“内部书”确定、出版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作家协会的领导曾召开了两三次外国文学情况交流会，会议由当时作协负责外事工作的严文井主持，参加会议的有罗大冈、杨宪益、曹靖华等老先生，以及《世界文学》编辑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少数同志。会议初期的中心议题是西方文学的新现象，因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文学界对苏联、东欧了解较多，同西方接触极少。这几次会上谈到了英、法、美的一些作品及倾向，例如，反映这些国家中青年（尤其是工人）对社会颇为不满的情绪，即所谓“愤怒的一代”的代表性作品，并决定选几种译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出版。其中有《往上爬》《愤怒的回顾》《在路上》，后来还加上了《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早晨》。这些就是不公开发行、不做宣传的所谓“内部书”出版的开始。过了不久，“内部书”“开始以翻译反映苏联文学中的一些新的倾向的作品为目标。最先的一本是美国人编选的暴露苏联生活中阴暗面的《苦果》”。

　　这一时期，周大新开始系统读书，虽然年轻，却很想在测量方面写本书，就买了一些测量方面的书籍。同时开始读《论语》《聊斋志异》《老残游记》等书，也尝试写作一些诗歌，当时文书的一个任务就是出黑板报，在空白处需要诗歌来填满，周大新就自己编一些诗句填在上面。

　　1974年，时值“批林批孔”，军部领导要来部队听讲解柳宗元的《封建论》。领导先是安排一位班长讲，但效果不好，临时安排周大新讲解。周大新接到任务后只有一个晚上的准备时间，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讲课，就回忆自己的老师当年如何讲。第二天的讲解，因详略得当、板书美观，他得到首长的认可，被提拔做排长。

　　这一次的提拔改变了周大新的人生命运，使他摆脱了复员回家种地的担忧，并住进团部大院。周大新第一次住进楼房，感觉很新鲜。团队大院里有一个灯光球场，有球赛的日子非常热闹，球场四周被官兵们挤得水泄不通。最威风的时候是会操，全体官兵军容严整，在高亢的口令声中做着操练动作，队伍在行进时雄壮的步伐有排山倒海之势，呼出的口号能惊飞几里地远的鸟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