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巴黎想参观雨果的故居，就去孚日广场。位于巴黎市中心，离塞纳河很近，走个十来分钟，就可以到达著名的巴黎圣母院。19世纪时，那里不叫孚日广场，而叫王家广场，是巴黎最美丽的广场，现在仍然阳光融融，绿树成荫。边上的盖梅内公寓就是雨果故居纪念馆。这幢楼房建于16世纪之前，至今也有500多年，还是那么典雅气派。

　　法国大革命以后，贵族衰败了，盖梅内公寓仍然是一幢高档的住宅，一般人还是住不进来。30岁过后的维克多·雨果，刚出版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震惊整个法国。这部作品不仅给他带来极大的社会声誉，也给他带来不菲的财富。于是，他用1500法郎的月租，选择了王家广场这座一般文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住宅的整个三层，作为与自己文坛名声相匹配的新家。

　　沿着宽敞的楼梯走到三楼，就能走进一个又宽又大的房间，我以为是客厅。实际上，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房间，都像是客厅。这样的格局，用来做展览或画廊倒是个理想的场地，用来居家，倒不见得舒适温馨。雨果先生则用“红色锦缎把房间四壁装饰起来，摆满了哥特式或文艺复兴式的家具”，“还有威尼斯吊灯和他那群普通画家的画”，以便看上去更像一个贵族之家。他一住就是十六七年，直到被迫离开巴黎，流亡比利时和英国。

　　在第一个大厅，醒目的是一张大型油画，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画中捕捉到小说《巴黎圣母院》的一个场景：钟楼怪人被送上断头台，艾斯梅拉达给他送水，下面群众一阵阵欢呼，不为了女人的善良，而为看丑人的头怎样被砍。那波希米亚女郎浪漫之美，那强烈的悲情社会氛围，那细腻的笔触以及人物的神态，一定不会出自“普通画家”之手。年轻时候第一次接触法国浪漫派作品，就是《巴黎圣母院》。虽然还搞不懂什么是法国浪漫派，却对波希米亚姑娘艾斯梅拉达充满神奇的想象，自认为自己那时不知不觉已经爱上这位女主人公了。现在站到这幅油画前面，才发现几十年后，还是深爱着她。

　　紧挨着的房间抢眼的也是女人的画像。读过雨果传记的人一定知道，那是伟大作家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性。放在突出位置的是雨果的夫人阿黛尔，放到相对偏位置的是雨果的情人朱丽叶。这两个美丽的女性陪伴作家一生，见证了作家命运的坎坷与文学的辉煌。

　　从画面看，颇有风情的朱丽叶似乎比端庄的阿黛尔更加迷人。那个时代的法国作家，几乎个个都是谈情说爱、写情书的高手，只要他们愿意。有人说，浪漫主义最初就从情场文化里萌发培育出来的，最后才由这些情圣作家们发展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这个说法，似是而非，却很有诗意，我宁愿选择相信。阿黛尔深深爱着雨果，但她必须顽强地忍受着丈夫无法用情专一的煎熬。同时，她也身不由己地享受到情人文化给她的快乐。她与作家、评论家圣伯夫长期保持着半公开的情人关系，后者曾经是雨果政治观点相近的朋友。

　　有意思的是，朱丽叶曾经是生活不清不楚的三流戏剧演员，扮演的都是只有几句台词的角色。但她一句“雨果先生的剧本没有不重要的角色”的话，让作家刮目相看，也让作家坠入情网。和雨果成为情人以后，直到去世，她都对雨果忠心耿耿，一心一意爱着这个喜欢拈花惹草的男人。她陪着雨果在子弹横飞的巴黎街头出生入死，陪着他在流放地度过艰难的日子，最重要的是，她激活了法国浪漫主义巅峰代表作《悲惨世界》的美妙灵感，让这位激情满怀的作家产生无可比拟的创作冲动，“没有任何东西能比这位崇高女性始终不渝的爱情，更能提高维克多·雨果的威信了”。仅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敬重这位“分担过他的考验，有权分享他的光荣”的女性。阿黛尔去世后，朱丽叶终于可以和结束流放生涯的雨果一起回到阔别22年的巴黎，与自己的情人一起出席巴黎剧院为雨果戏剧《国王寻欢作乐》创作和被禁50年而策划的纪念演出。他们包厢隔壁的另一个包厢里，坐着法兰西总统于勒·格雷维。

　　整个纪念馆最重要的人物肖像画就是一批雨果的不同时期的肖像画，其中一幅大油画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崇高感、敬畏感。这是雨果的全身像，他挺立在一座高高的山冈上，整个人占据了大部分画面，采取古典的明暗关系以及庄重的黑色基调，托出波涛大海和乱云天空的背景，突出了人物中心位置，构筑了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图景。主人公抬着高贵而智慧的头颅，还有一种自信而目空一切的刚毅稳健的神情——胡子和头发花白，但眼睛看着前方，眼里有光芒不可遏制地闪亮着，仿佛要把这种光芒传播到苦难的人间。艺术家完全读懂了作家内心世界里传递出来的浪漫主义革命激情和人道主义悲悯情怀完美融合的信息，力图塑造一个时代英雄的形象，塑造一个拯救人类灵魂的神的形象。

　　走进最后一个房间，屋子放了一张华丽的大床，墙上还挂着一幅油画，那是雨果弥留之际，画家描述出来的情景。他靠着大枕头，神态平静，没有了英雄的气概，却保留了一个历史老人对生命的从容与尊严。实际上，雨果并不是在这个房间里去世。自流亡回国之后，他再也没有回到这个房间。作为一种永久的纪念，后人在这里复原了这一珍贵的生命场景。　　 （摘自《福建文学》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