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英华（左）与溥杰

　　关于溥仪去世时间不准确的原版媒体报道（贾英华收藏）

　　（摘自《怎样写人物传记》，作家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

　　汉代著名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列传》中，曾高度评价司马迁，尤其对他核史作传称“服”。其中，最为称赞“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其文直”——真，最关键的是核实史料——“其事核”。这并非书外之“功”，而是传记作者最重要的书内之“功”。

　　关键史料务必核实清楚

　　对于传主的出生年月日，必须弄清楚。因为这对于人物的背景交代，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譬如，前边讲过溥仪出生的年月日，正是其小名“午格”的来由。知晓这一点，自然也就理解了老太监信修明的日记中，“午格”便是溥仪。否则，便可能会失去这则极为重要的史料。这是一个关键点，连这个重要历史人物的小名都不知道，当然也难以读懂载沣日记中对溥仪的其他重要记载，更无法解释清楚慈禧颁布懿旨带午格进宫是何意思了。倘若这一代人弄不清楚，便可能留下一个历史之谜。

　　对于传主的生卒年月日，尤其是重要历史人物的准确去世时间，也必须核实清楚。媒体的公开报道也不一定是历史的真实面目。再以溥仪为例，新华社记者当年对溥仪逝世时间的报道便曾出现讹误。

　　真实的历史背景是，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15分，溥仪在北京人民医院病逝。接受采访任务的新华社记者，正赶上“文革”动乱时期，又适值半夜，所以没能到医院采访，只是给医院值班室打去一个电话，询问了一下溥仪病逝的大概时间，也就没弄清溥仪病逝的准确时间。为核准溥仪的病逝时间，笔者寻觅到了溥仪的老友刘宝安收藏的误登载为“于10月17日2时30分逝世于北京”的原版报纸，又费尽心思找到最后守候在溥仪身边的其三妹之子郭宗光——当溥仪病逝时，他当即查看了溥仪身上戴着的怀表，准确记录了溥仪去世的时间。

　　嗣后，笔者在拙作《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一书中，不仅纠正了媒体报道的这一讹误，即告诉世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病逝的准确时间，也披露了其病逝背后人所罕知的重大历史背景——“文革”期间的复杂混乱状况，以及故事背后的故事。

　　传主自述也需核实分析

　　人物传记是否以本人的自述为准，这必须具体分析。譬如，溥仪在《我的前半生》初稿中写到许多日期，不少出现了错误。甚至连登基的具体时间，因其年幼记不清楚，也在阴历与阳历的换算上弄混淆了（群众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的《我的前半生》全本第28页，错将溥仪登基大典日期写为“十二月初二”。）。

　　笔者经过考证，遂将溥仪登基的阴历、阳历的准确日期，写在了“溥仪生平大事记”中——1908年12月2日（阴历十一月初九）。一般人常说溥仪三岁登基，实际上，溥仪此时仅两岁零十个月。这样的记述就比较翔实准确。

　　对于重要历史人物史料，非但不能出现讹误，也不能有半点儿含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于核实历史细节极为慎重。一次，《人民日报》发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至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单，把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同志列入了名单之中。当这位领导同志见到报纸之后，当即郑重地写信纠正，声明自己并非第六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代表，而是列席代表。事后，这位领导同志还找到有关负责同志叮嘱说：“你拿来给我看嘛。‘六大’代表牵扯到我，你拿给我一核对，我马上可以告诉你嘛。也许他们怕麻烦我，其实不然，这件事与我有关，我觉得有责任，我一点也不嫌麻烦，而且应当很认真地去做。”（引自葛玉广著《回忆录的写作》，大连工学院出版社，1988年3月第一版。）

　　此事，对于传记作者来说颇具启示。事关重大历史事项，须与当事人核对为宜。

　　名人记述亦不可全信

　　以笔者核对史料的经验来看，所谓名人记述也不可全信。

　　笔者亲身经历过这样一件事。一个知名出版社的总编辑前来征求笔者的意见，说是一位名人写了一本关于溥仪的书，书中好像有大量类似小说的内容。笔者自然反对这种“戏说”，表示既不能作序也不能推荐，虽然那位名人在其书的封底还特意称赞了笔者写的《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一书，但笔者依然对其持否定态度。因为书中所撰写的内容，无法称为人物传记或纪实文学。在此仅举一例，书中长篇累牍地述说“文革”中其与溥仪同在一个劳改队里“劳改”云云，还凭空虚构了不少与溥仪在一起的“有趣”故事。

　　事实上，溥仪根本没在劳改队待过，全国政协也根本没有在“文革”期间成立过劳改队，当然所谓劳改队里发生的那些故事，纯系子虚乌有。这不仅依据笔者经采访核实过的史实可以认定，就是从溥仪日记中——其中记载了他从“文革”爆发到其病逝前的全部内容，也根本找不到这方面的一丁点儿线索。遗憾的是，不少人却误以为这是真实的历史。

　　如今，溥仪与这位大名人都已逝世，如笔者不纠正，若干年后，一般人也许就不知其记述的真假了。从历史研究角度来看，这是很可怕的——后人难辨真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