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青尘 冯俊龙著 天地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

　　“此血所以报国也”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为收拾甲午战争残局，李鸿章赴日本马关谈判签约（见图，签署《马关条约》时的李鸿章）。3月24日下午4时，进展十分艰难的中日谈判结束第三次会谈，满怀心事的李鸿章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出春帆楼，乘轿返回驿馆。就在李鸿章的轿子快要到达驿馆时，大街上的人群中突然蹿出一名日本男子，奔至轿前，趁左右未及反应之际，向李鸿章面门开了一枪。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染官服，当场昏厥过去。

　　一时间，现场大乱，行人四处逃窜。行刺者趁乱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个店铺里，后来很快被抓捕归案。警方查知此人名叫小山丰太郎，是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他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战争进行下去，所以公然刺杀李鸿章，企图进一步激化中日矛盾。

　　李鸿章已年近七旬，中弹后血流不止，子弹卡在他左眼下的骨头缝里，没有医生敢动手术，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有六个字： “伤处疼， 弹难出。”医生们经过会诊， 一致认为应该立即手术，取出子弹，并静养多日，不能再稍劳心力。李鸿章闻言从床上挣扎坐起，慨然道：“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死生有命，我宁死无割！”第二天，见血满袍服，他叮嘱将这件衣服好好收藏起来，怆然长叹道：“此血所以报国也。”

　　“只知李中堂，不知中华耳”

　　岂知，李鸿章非但没有如愿“报国”，而且身背“卖国贼”骂名。李鸿章签订的《马关条约》，是他一生代表清廷签订的三十多个不平等条约中的一个。但是，李鸿章只是清廷委任的“钦命头等全权外交大臣”，是慈禧绥靖外交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代人受过而已。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这是李鸿章对自己的总结。晚清最后的苟延残喘，都是在内忧外患中的无力挣扎。李鸿章再为清廷“勉力涂饰”，也不可能挽救将倾大厦于既倒。孙中山先生的回忆，或许最能说明问题。他说庚子事变之前，家乡人知道他在搞革命，但是都把他当成乱臣贼子，希望他革命失败。1900年10月，趁着庚子事变，孙中山先生在惠州起事，这一次革命虽然也失败了，可是人人觉得惋惜。这个例子适合作为李鸿章一生努力挣扎的注脚。

　　李鸿章曾经颇为自得地说：我办外洋交涉数十年，不敢谓外人如何仰望；但各国朝野，也总算知道中国有我这样一人，他们或喜欢与我见面谈谈，也是普通所有之事。李鸿章以“懂外交”著称，其外交声望，在当时的中枢大臣中无出其右。当时，外界有这样的说法：“只知李中堂，不知中华耳。”

　　李鸿章在去日本之前，与众臣议论媾和，坚决反对割地，声称：“割地则不行，议不成则归耳！”幻想破灭后，上奏光绪，要求“面谕训诲”，得到光绪帝谕令“以商让土地之权” 后，再往赴日本；在日本遇刺之后，头缠绷带，强忍剧痛，抱着“争一分是一分”的态度，在谈判桌上拼尽全力，苦苦挣扎，“几至于乞怜，舌敝唇焦，磨到尽头处”。李鸿章的据理力争，最终使清廷赔款减少三分之一，割地减少近二分之一，使日方在最初提出的和约底稿上作出了较大让步。人们只看到李中堂的风光无两，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内心的油煎苦熬。

　　“尽一分心酬圣主，收方寸效作贤臣”

　　不过，挣扎在腐朽泥潭中的晚清， 以慈禧为代表的统治者，不可能让崛起的汉人重臣操持航向，李鸿章等时代精英倡导的“变法”，只能浮于表面，保持“和局”，且逐步演变成投降妥协。

　　1901年9月7日，签订完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李鸿章，回来后大口地吐血。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李鸿章伏在病榻上颤抖地给朝廷写下最后的奏章，也是他生平外交思想的最后总结：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在黄河岸边的辉县，从陕西回銮的路上读到李鸿章这份奏章，“太后及帝哭失声”。千疮百孔的大清朝，从此失去了最后可以依赖的一根柱石。李鸿章一生的“政治公敌”梁启超在听到他逝世的消息后，怀着“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的复杂心情，很快写出皇皇大著《李鸿章传》，其开篇即说：“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李鸿章对于自己的“裱糊匠”身份其实早已洞悉，正如他自己所言，只能抱着“尽一分心酬圣主，收方寸效作贤臣”的态度，疲于奔命，竭尽全力，作为清王朝的忠实奴仆结束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