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辅仁大学有四位青年教师才华横溢、学问精湛，后来在历史学、文献学、古代文学等领域作出重要贡献，成为开宗立派的大家。序齿而排，分别是余逊、启功、柴德赓、周祖谟（见左图，左起）。他们都深获辅仁大学校长、史学大师陈垣先生（见右图右，与启功等人用餐）的器重。
在《柴德赓来往书信集》一书里，柴德赓与陈门另外三人之间的书信，给我们留存了陈门师徒的趣味、品性和治学的风貌。
北平师友近况
历史学家余逊，字让之，余嘉锡先生的哲嗣，湖南常德人，任教于辅仁大学史学系。1945年至1946年，余逊给在重庆的柴德赓写了3封信。这些书信主要述及北平师友近况，包括生活和著述。
述生活者，如1945年3月6日的信，其中说“友朋中惟仲益、颖明善于居积，生活差适，余则大抵艰窘”。仲益，即陈仲益，陈垣先生次子；颖明，即陆宗达，治文字训诂之学。居积，即囤积意。余逊信里的意思是说仲益、颖明善于治生，所以生活还过得去。陆宗达当时也在辅仁大学国文系教书，从信中可知，专治文字训诂之学的陆宗达似并非“书呆子”，而是把生活打理得很好。
余逊的信里说到了师友学问著述情况，1945年3月6日信里讲到陈垣“方草创《通鉴胡注表微》篇目”；1946年5月9日信里说到《辅仁学志》十三卷合期的主要篇目，“家严之稿已排竟，次为兼士先生之《石鼓文考释》，再次则为孙子书、周燕孙之作。援师之《胡注表微》亦将于此期内印竟。”“家严”即余逊父亲余嘉锡，兼士即沈兼士，孙子书即孙楷第，周燕孙即周祖谟。《胡注表微》即陈垣在抗战时撰著的《通鉴胡注表微》一书，亦是陈垣发扬之“有意义之史学”，以史学暗喻民族气节。
1946年5月9日信的最后，说到武汉大学史学系聘余嘉锡事，武大给了余先生相当的优惠，“每周任课六小时，功课随意开设，许以最高待遇”。余逊在信里说，余嘉锡对武大的邀请“已婉辞谢之矣”，辅仁大学相留固然是一方面，余嘉锡本人的去留决定则显然尤为重要。
无所不谈
周祖谟，字燕孙（燕荪），祖籍杭州，北京出生，先后任教于辅仁大学国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周祖谟是余嘉锡的女婿。这部书信集里收录了周祖谟1945—1960年间致柴德赓的6封信。家庭生活、师友亲朋、学问著述乃至社会诸相，无所不谈，而且几乎都是长信。
1945年3月18日的信里说：“……我一定要自勉，我不一定有成就，可是我有□□不息的精神。一年来治学的方面比从前稍广，手边要作成的书已经时时着手，其中也许要有一二稍微精彩的，容我慢慢地再告诉你。”这里说的“着手”的书，1945年10月23日的信里，说了具体的著述内容，如《说文校笺》《方言校笺》《释名笺疏》《等韵学》《中国文字学史》《比较训诂学》《洛阳伽蓝记校注》等。
有趣的是，1945年11月19日信里还说到了启功的字画，“元伯的画在此地非常吃香……他这家伙，不像从前那样好求了，三年中的三个扇面他就没给我画一个，原件都上展览会上去了。今年我真没有用的了，从新买了一个交他，见面就催，他只说‘该打屁股……’，宁挨打，也不画……”
1946年5月28日信的末尾，周祖谟告诉柴德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挽弟入北大为专任，此刻尚未决定去就”，因为“八年以还，辅仁对我不薄，是以尤迟迟不决”。周祖谟还几乎每封信里都询问柴德赓的著述。
在这部书信集里可以看到，周先生年轻时也是活泼泼的，文笔清朗，也“多愁善感”着呢。1945年3月18日周先生从北平给远在重庆的柴先生的信里写道：“……我常常萦念过去在一起吃饭、一起谈笑的乐趣，而今邈不可得，不禁有凄清索寞之感。尤其当我坐在子高先生的椅子上的时候，格外想念故人了！……我最喜爱你的天真；我敬慕你对人的那种热诚，那种亲切岂弟的颜色……”
1945年10月23日周先生给柴先生的信里写道：“我喜爱江南，甚于我的家乡（指北京）。我喜爱那清朗的日光照在那遥遥的远山上，衬起浅浅的清溪，划起那轻轻的画鹢，看那无边明媚的春景。我喜爱那长江的浩荡，听那咿呀的摇橹，赏雪后的杏花，春初的杨柳……”
多谈学问之事
启功，字元白（元伯），满族，北京人，先后任教于辅仁大学国文系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这部书信集收录了1947—1964年间启功致柴德赓的11封信。启功和柴德赓之间的通信，谈的最多的，一是老师陈垣先生近况，再则就是问学之事。
1964年2月4日，启功写给柴德赓的信里，说到他在武汉博物馆里见到的章学诚一札，“无上款。首云：‘秋帆先生以宋元《通鉴》委弟复审，弟性能拓观于书外，而不能细勘于书中，兄所知也……’”引了这些话后，启功又加按语：“此真得失寸心知也，所谓拓观书外，是瞎发空论而已。安有书中尚未观而能拓观书外者乎……”
秋帆，即毕秋帆，清代学者。章学诚，清代史学家。陈垣认为章学诚读书少而好发议论，所以史学不可从章学诚入手。柴德赓在辅仁大学讲授清代学术史，也说章学诚“主义多，所作者无多，史学中之议论派，少实在东西”。这或者也旁证了陈门师徒的治学风格：博学而实证。
1955年12月26日启功写给柴德赓的信，可见出启功年富力强时精进学业的状态：“文化建设高潮，即将到来，实已到来。我辈之足以稍堪贡献于人民者，端在学术——即或是旧技术、旧记问，今日若不拿出，不赶快拿出，真不应该也。今后吾二人通信，相约必须提到‘笔动（著述）到哪里了’之一内容，而‘眼动（学习、用功）到哪里了’即在其中矣。此‘条约’愿为‘签署’乎？一笑！”
（摘自6月13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