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与杨绛在赴英国的船上
一直以来，钱锺书、杨绛夫妇伉俪低调而深沉，不事张扬，他们两位无处不在的家国情怀与文化精神，却是馨香绵绵！
这对志同道合的神仙眷侣，在国难当头和鼎革之际“不愿去父母之邦”，与祖国的命运同频共振。
不愿与同胞披离
早在抗战期间，与杨绛一同留学法国的钱锺书从巴黎写信给英国朋友、牛津同学司徒亚，信中说他们即将返回战火纷飞的祖国，表示国难当头，不愿与自己的同胞披离：
我们将于九月回家，而我们已无家可归。我们各自的家虽然没有遭到轰炸，都已被抢劫一空……我的妻子失去了她的母亲，我也没有任何指望能找到合意的工作（指国难期间），但每个人的遭遇，终究是和自己的同胞结连在一起的，我准备过些艰苦的日子。
进步学生司徒亚参加了国际支援西班牙人民阵线的志愿纵队。在这之前，司徒亚是钱锺书在牛津大学同一学院同读BLitt学位的同学，也是钱家的一位常客，与钱锺书伉俪趣味相投。
钱锺书与杨绛是喜欢巴黎的，他们原本也是可以多待一些时日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密布，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正在践踏祖国的河山，国难当头，他们摒弃一切，随时准备回国。与许多侨居法国的华人一样，他们注意到纳粹德国在“绥靖”政策纵容下步步扩张。两人读报，都痛骂张伯伦，对德国的扩张都觉得可怕。《救国时报》是中国共产党人吴玉章等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报纸，钱锺书和杨绛如饥似渴地读着《救国时报》上的一篇篇社论。
钱锺书的庚款奖学金原可延长一年。1938年早春，虽然回去后的工作当时还毫无着落，钱锺书与杨绛仍决定中断学业，匆匆踏上归国的征程。杨绛在《我们仨》中写道：
我们为国为家，都十分焦虑。奖学金还能延期一年，我们都急要回国了。当时巴黎已受战事影响，回国的船票很难买。我们辗转由里昂大学为我们买得船票，坐三等舱回国。那是一九三八年的八月间。
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决胜时期。由于国内政局动荡，钱锺书夫妇也时常感到苦闷。对一些看不惯的丑人丑事，钱锺书从不宽容，敢于批评，他没有听从钱穆劝告而离开上海。那时，父亲钱基博已离开湖南，转而受聘于武昌私立华中大学，他也没有随父亲去湖北。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记述：
抗战胜利后之某年暑期，余赴常熟出席一讲学会。适子泉钟书父子俱在，同住一旅馆中，朝夕得相聚……时子泉决意仍返湖北，而锺书则改在上海任教，两人对时局意态不同。两人同治文学，而意态亦不同。锺书亦时称余言以微讽其父。
上海解放前夕，牛津大学汉学家K．Ｇ．Spalding来信希望钱锺书赴英，聘他为高级讲师。钱锺书以“伦敦的恶劣气候”为辞，没有去。杨绛回忆，在此前后，朱家骅许给钱锺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邀其去台湾大学任教授，他又没有去；香港大学也请他去任文学院院长，他认为香港“不是学人久居之地，以不涉足为宜”，也没有去。
钱锺书的另一位老同学郑朝宗证实：“1949年春天，解放战争接近尾声，国民党人士纷纷外逃，有人想拉钱先生往台湾，香港大学和牛津大学方面也有意思要请他到那边任教，他都谢绝了。那年冬天他终于回到了清华大学外文系。”
关于其中缘由，杨绛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干校六记》庶几可以作为答案：
我想到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几条路都不肯走呢？思想进步吗？觉悟高吗？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
……我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他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深爱祖国的语言
2001年10月28日，杨绛在给《一代才子钱锺书》的作者汤晏的信函中重申：
钱锺书不愿去父母之邦，有几个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深爱祖国的语言——他的mother tongue，他不愿用外文创作。假如他不得已而只能寄居国外，他首先就得谋求合适的职业来维持生计。他必需付出大部分时间保住职业，以图生存。凭他的才学，他准会挤出时间，配合职业，用外文写出几部有关中外文化的著作。但是《百合心》是不会写下去了。《槐聚诗存》也没有了。《宋诗选注》也没有了。《管锥编》也没有了。
2003年7月，杨绛《我们仨》不胫而走，国人又一次被钱锺书伉俪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感染：
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类似“不愿去父母之邦”的话，钱锺书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向外国友人表达过。1950年暮春，钱锺书、杨绛夫妇与周一良夫妇，应清华大学外文系外籍人士李克、李又安之邀，去李宅做客。交谈中，钱锺书表示：
这儿还是我的祖国。这儿正在发生许多变化，我还是留在这里做自己的一份事情好。
（摘自《书屋》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