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成立的国防最高委员会是西南大后方“统一党政军指挥”的重要机构。该会下设的秘书厅，是执行权力与具体事务的中枢机关，由张群出任首任秘书长。
身为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见图），在全面抗战时期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鲜为人知的是，自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组建伊始，陈布雷便被委任为该机构的副秘书长。但陈布雷自任命之日起，便刻意与张群主持的秘书厅保持距离。
“陈布雷时间”
4月17日，陈布雷第一次参加秘书厅的“总理纪念周”活动后，他便匆匆前往重庆市民医院，探望病中的元老居正。此后，陈布雷除偶尔出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外，从未指导过秘书厅的具体工作。他甚至还以“身弱事繁重，何堪兼任要职”为由，多次向蒋介石提交辞呈，被蒋介石拒绝。
1940年11月18日，张群就任军事委员会成都行辕主任，并接替已兼任四川省主席职务一年有余的蒋介石。张群的离职，使得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一时群龙无首。因此，陈布雷承担起这份重担。在张群宣誓就职同一天，蒋介石任命陈布雷为代秘书长。20日一早，陈布雷分九批接见秘书厅中层干部、参事等20余人，并“询问一切”。从此，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进入“陈布雷时间”。
秘书厅的运转
刚刚来到秘书厅，陈布雷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11月25日一早，陈布雷就来秘书厅主持“总理纪念周”并批阅文件。翌日，本想继续来秘书厅办公的陈布雷因身体不适而缺席。27日，身体稍有缓解的他就来到秘书厅批阅公文。哪怕是在因故不能赴厅办公的日子里，陈布雷也会在侍从室办公室或者家中批阅秘书厅文件。
陈布雷与蒋介石的沟通方式并不同于张群——张群在汇报前，常要求秘书在“签呈纸”上以工整的小楷誊写请示的详细内容。如此细致的准备，却常常得不到蒋介石的批示。陈布雷可以借助侍从室办公之便，随时随地手写便条作汇报。对此，蒋介石往往能很快给予回复。
与张群不同，陈布雷更喜欢通过面谈与下属交流工作、沟通感情。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自己家中，陈布雷的大门随时向秘书厅同事开放。1941年新年，秘书厅骨干邓翔宇、秦振夫等人来陈布雷家拜年，受到热情接待。秘书厅的骨干打算离职时，也是先到陈布雷家里征求意见。对于他们的请求，陈布雷往往予以慰留。
为更好地开展秘书厅的工作，陈布雷也会“举贤不避亲”，将自己在侍从室的部下带到秘书厅工作。陈布雷将陈方和李惟果聘为秘书厅参事。李惟果于1938年6月调入侍从室，陈布雷里评价他“第二处中才能品德并佳兼胜，惟此一人为最难得也”。陈方曾任侍从室秘书，陈布雷曾感叹其“浩气如云，余殊愧不如”。11月20日。陈方和李惟果随陈布雷第一次到秘书厅办公。陈、李二人担任秘书厅参事后，都表现出了对厅工作的热情。
与此同时，陈布雷还仰仗秘书厅原有干部协助他完成工作，秘书主任卢铸因此成为首选。陈布雷经常与卢铸沟通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的案件审核、秘书厅人员选拔以及刚刚成立的中央设计局的筹备状况。1941年2月初，卢铸因病请假。仅仅四天后，秘书厅的工作几乎无法开展，陈布雷不得不亲自出面打理。
但是，秘书厅的其他中层干部，既鲜有领导秘书机构的经历，又几无地方行政经验，在工作能力、管理能力乃至全局视野上，都难与秘书厅初创时的干部相媲美。1941年2月23日，秘书万君默将劝募战时公债主题的《告同胞书》呈送陈布雷审阅。读罢此文，陈布雷深感“阅之殊不惬意”，并慨叹“撰述人才之难得也”。
“旷误太多”
属下工作不力，倒逼陈布雷在秘书厅工作中投入更多精力和时间。除了帮助蒋介石草拟几乎所有重要文稿外，陈布雷主管的侍从室第二处工作更加繁忙。第二处成立于1935年，是侍从室的核心部门，下辖三组：第四组主管秘书工作；第五组负责政策研究；成立于1939年2月的第六组，负责为蒋介石汇总分析各方面呈报的军事情报。陈布雷习惯用半天时间处理秘书厅事务，半天处理侍从室的工作，工作已十分饱满。从《陈布雷从政日记》1940年12月26日的日记中可见：
九时卅分到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出席业务会报，约一小时毕。处理公文七件……一时午餐后小睡，至二时卅分起。阅六组文件。四时到军委会参加特种会报，到十余人。七时会毕，归寓。觉疲乏已甚。
沉重的压力，使其本就虚弱的身体更加难堪重负。陈布雷不得不多次前往重庆城郊的老鹰岩调理身体。1941年5月10日，陈布雷赴老鹰岩休养。三天后，蒋介石就来电询问制定《公务员教员眷属供给食粮办法》的进展。陈布雷被迫提前于15日返回重庆继续工作。
繁忙的公务，使陈布雷无暇兼顾秘书厅工作。4月底，陈布雷反思一个月来一直疲于应付侍从室的工作，“每日仍觉疲累不堪”，实在“旷误太多”。事实上，王宠惠已被任命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新任秘书长。
7月3日，陈布雷早早来到秘书厅参加王宠惠的就职仪式。仪式过后，陈布雷分别与卢铸等秘书厅同仁话别。他还将积攒半年多的秘书长特别费约四千元，以补助的名义分赠几位同仁，“酬其辛劳”。
（摘自8月7日《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