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南生（右三）等陪同张劲夫（右二）、钱学森（左三）在现场查看T-7M试验探空火箭发射前准备工作

张严平与杨南生

　　1984年3月，北京的初春明丽而温暖。那时，我是刚刚入职新闻行业的记者。我采访“两会”人物，全凭代表们热情配合，把我没有条理的提问回答得头尾相应、逻辑清晰，让我能顺利地采写出一篇篇“两会”人物速写。

　　这一天中午，我按照名单敲开了陕西代表团一位叫杨南生的代表的房门。来之前，我了解到他是一位科学家，一辈子研究固体火箭。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回归的海外留学生，他自1950年从英国回来后，便带着周恩来总理签署的任命书，从上海去了荒无人烟的内蒙古戈壁，率领一支年轻的固体火箭科研队伍，在一张白纸上创造了中国固体火箭的传奇。

　　房门一打开，一道清澈明亮的目光从一副眼镜片后面透出来。他个子不高，有一个宽大的额头，鼻梁挺直，面容爽朗快乐。当得知我是记者前来采访时，他露出一种像大人看小孩子把戏一样的逗乐神态，故作恭敬实则有点儿戏谑地拉长声调说：“噢，原来是记者同志。”我一下子紧张起来。他全然没有通常被采访者见到记者时的客气，直觉告诉我，这位采访对象不太配合。

　　我极力镇定地坐下，从背包里拿出本子和笔，根据事先准备的采访提纲，开始提问：“听说您是搞导弹的，您能讲讲您的工作吗？”“请您说几件您最难忘的事。”“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您的一生？”“您最感幸福的是什么？”我以一个初为记者的肤浅，开始了一个个平庸、乏味而俗套的发问。

　　我发现他一点儿也没认真对待我的采访，嘴角上总是挂着漫不经心的微笑，所答非所问地对付着我的那些问题，并时不时地向我抛出几个问题：“你们80年代的青年最关心什么啊？”“你们最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80年代的青年对未来有什么愿望？”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不顺着提问思路走的采访对象，阵脚一下子乱了，反倒是被他的问题问得激动起来，忙不迭地要向他阐述80年代青年的思考与自信。

　　我看到他的眼睛一亮，目光里有一种特别的触动。我还发现这位对采访毫不认真的杨代表，却把我说的这些80年代的文学作品、作者认真地一一记在了一个小本子上。我好生奇怪，科学家还对这些感兴趣？

　　这次采访没有写出稿子，我有点儿沮丧，但也没有过多在意。只是他对“什么是最大的幸福”的回答，一直在我脑海里转。我想，如果有机会请他再聊聊，有可能写出一篇不一样的稿子来。

　　因为我也住在代表团驻地，在一次吃完午饭走出餐厅时，遇到了杨南生。见到我，他有点儿惊喜：“你也住在这里？”我十分高兴，抓紧时间再次抛出那个关于幸福的话题。他做出一个幽默的表情，两手一摊：“记者同志又要采访了！”他依然没有要配合的意思，像对待一个小孩子那样认真而又打趣地说：“你只要答应不写稿子，我就给你讲很多好玩的事。”

　　我们在院子里随步而行，听他聊贝多芬、肖邦、莫扎特……听他聊他最喜欢的外国诗人、作家、小说。一直记得，当他聊到法国作家安东尼的《小王子》时，轻轻地背出一句：“我们肉眼看到的星辰，也许在亿万年前已爆裂死亡。此刻它们的光芒到达我的瞳孔，是最神秘的意外。”他的声音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激动。听他天上地下地聊着，我仿佛走进了一片自己从未涉足过的生机勃勃的森林。它超越了我贫瘠的思维，在我的认知上打开了一个清晰、有质感、触手可及而又意境辽远的世界。我感受到一种自由、明亮、奔放的美好。

　　这之后，我们有了一种小孩子般彼此喜悦而又无须约定的默契，只要没有急事，饭后时间我们就会一起走走聊聊。

　　没有想到，1984年的春天，就像一位爱情的使者，悄然而来，向我传递出令人心动的秘密。当我兴奋地给杨南生背诵舒婷的诗，猛然发现他明亮的眸子一直注视着我。

　　我们散步到驻地门外，碰到一个背着木箱子卖冰棍儿的小贩，一毛钱一根儿，他买了两根儿都塞到我手上：“你吃一根儿，再替我吃一根儿。”

　　有天下午，我正在房间写稿子，接到他打来的电话：“小平……”他轻轻地叫了一声，之后是长久的沉默。我好像感受到什么，说不出话来。终于，电话上传来三个字——“我爱你！”说完，他便挂断电话。我握着话筒，耳边如雷轰鸣……

　　爱情如此猝不及防地到来。　　 （摘自《君生我未生》，文化发展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