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左三）和在巴黎的中国友人

　　马思聪在法国出手相助

　　为了实现音乐梦想，冼星海（1905-1945）1929年赴法国巴黎勤工俭学。初到巴黎的冼星海身无长物，为了生存，他做过船上的煤炭夫、浴室的堂倌、餐馆的跑堂、理发店的杂役、养牛的工人等各种苦差事，命运的转机是在遇到中国第一代作曲家马思聪后。1946年第17期《文萃》中马思聪的《忆冼星海》一文，记叙了他对冼星海的帮助。

　　大约在1929年初夏的一个下午，马思聪从马德里街的巴黎音乐学院出来，一个穿着破旧大衣的广东人招呼他。他说他叫冼星海，从中国一路靠在轮船上做苦工来的，音乐是他的毕生大志，他要在法国深造提琴，请求马思聪介绍他的提琴老师。

　　第二天早晨，冼领着马来到住处。他住在一所大厦的顶楼，屋内仅有一人高，宽度仅容一张床和一张桌子。桌子上方是一面叫作“牛眼”的开向天空的玻璃窗，练琴的时候，他就站在那张破旧不堪的桌子上，上半身探出屋外，向着辽阔的天空，面对着大自然练习音阶。

　　马思聪深为冼星海的苦干耐劳和坚定的毅力所打动，遂介绍自己的老师奥别多菲尔（Paul Oberdoeffer）给他，并免去了他的学费。

　　报考巴黎音乐学院时，因为看到冼星海的西装袖子过长，又是中国人，门警不让进门。冼解释说，自己是来报考高级作曲班的，门警更加不信。正在这时，普罗·刁客教授从此经过，走上前来热情地攀着冼星海的肩一同进去了。果然，他顺利过关，而且还考到了荣誉奖。

　　与词作家桂涛声成为好搭档

　　当年在武汉广为传唱的抗日救亡歌曲《送棉衣》《在太行山上》，是词作家桂涛声与冼星海合作的成果。桂涛声曾在1946年第26期《民主》上的《悼冼星海》一文中，讲述了他们做搭档时的日子。

　　抗战初期，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后，全国上下群情激奋，倍受鼓舞，武汉文化界准备募捐10万套棉衣慰问八路军。桂涛声写了一首小诗《送棉衣》，刊登在胡绳主编的《救中国》杂志封面上。冼星海见了，激起了他的音乐热情，将之谱成了曲子，在南方广为传唱。后来，在胡绳的引荐下，他二人见了面。冼兴奋地说：“《送棉衣》写得好，我只谱了两个小时！”并问桂有什么意见。桂连声说：“你谱得又快又好，通俗流畅，唱起来又有韵味，太好了！”从此，二人常来常往。

　　但时间不长，桂便去了太行山。1938年夏，桂重回汉口，冼当时在第三厅，同时还领导着自己创办的海星歌咏队。后桂因工作关系常到武昌，见面的机会便多了，他们常在一起工作、谈艺术、吃小吃、聊天。

　　1938年8月，因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桂不得不离开汉口。临别的前两天，冼邀请桂写一部歌剧，他来谱曲，计划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冼告诉桂，他当时正与钱亦石先生的女儿钱韵玲谈恋爱，已到谈婚论嫁的阶段，他准备拿这部书的稿费来结婚。后来，桂加入北上抗日的阵营，不但歌剧没有写成，而且多年未听到冼的消息，直到1945年才听到冼星海在苏联病逝的噩耗。

　　延安的邻居何其芳

　　1938年9月，冼星海与夫人钱韵玲从西安启程来到延安。1946年第19期《周报》中何其芳的《记冼星海先生》一文，生动地描写了作者与冼星海做邻居时的情景。

　　何其芳与冼星海同住一排窑洞，那是鲁艺的教员区，叫东山。两家相隔不过十来个窑洞。在何看来，冼是一个比较木讷的人，不善谈吐。从冼的窑洞经过，见他不是一个人曲身坐在窑洞里挥笔作曲，就是和学生们在一起谈论新作品。

　　冼静静地伏案工作，他喜欢许多朋友到家里来，从不怕人多扰乱他的思路，何其芳也曾几次在那里与大家聊天。有一天，何其芳来到冼家，冼正在谱写《民族解放交响乐》。他把写成的部分搬出来给何看，那时已是厚厚的几大本手稿了。他对何说：“我已经写坏了好几支派克笔了。”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他俩一起进城。途中，冼说读过何在《中国文化》上发表的《一个泥水匠的故事》，很喜欢诗里歌咏的那个农民，“我们的作品就应该反映工农”。他还打算把它谱曲后收录到他的《民族解放交响乐》里去。何问，这有办法写到音乐里去吗？冼答，音乐是什么都可以描写的。

　　当时，冼强调反映工农的主张并未引起何的注意。到后来，何才认识到这个观点的重要性。冼当时虽不是一个对艺术理论很有研究的人，但由于他经历过贫苦的生活，对工农大众的解放事业怀抱着热忱，因此，他更能够认识到这个真理，并且在创作中付诸实践。

　　（摘自《钟山风雨》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