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徐怀中（左二）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赴战火硝烟中的越南采访时留影

　　在徐怀中的“熟人”中，我和他认识的时间可能算是比较久的。最早的一次见面是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在云南14军结束了一年大学生当兵锻炼后，被任命为42师宣传科新闻干事，当时师部驻地在蒙自。一天，宣传科柯科长通知我说：“军区宣传部徐怀中副部长要到咱们军来，军宣传处要你去陪一下。”

　　虽说是第一次见面，实际早就知晓徐怀中的大名。因为徐怀中的长篇小说《地上的长虹》出版后，很快就被选入了中学课本。当时上中学的我还记得节选的章节叫“地摊”。作为一个充满幻想的中学生，“地摊”引发了我对神秘西藏的无限憧憬。

　　随后几天，我陪着徐怀中一行在14军几个驻地转，在蒙自、文山、个旧等师、团驻地召开了几个干部战士座谈会。后来，我很快就被总政解放军文艺社抽调到北京帮助工作，筹备《解放军文艺》复刊，再后来就留在了北京。

　　自卫还击战爆发，徐怀中被派到云南前线采访。也许因为我的老部队14军本来就驻守在中越边境，领导考虑我熟悉老部队，也让我到了云南前线。回北京后，我从《人民文学》上读到了徐怀中的《西线轶事》，很快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评论给了《光明日报》，《光明日报》也很快在1980年2月13日刊登了出来。

　　4天后，即2月17日，我就收到了徐怀中写给我的一封长信。信中写道：

　　感谢你给了我许多鼓励，我当努力在反映革命战争和当前部队生活方面作出一点探索，不负你的希望。

　　徐怀中自己比喻一生的创作是“哑铃式”的。50年代刚写作就有《地上的长虹》《我们播种爱情》产生影响，叶圣陶先生为之作序，并被译成外文，这是“哑铃”的一头。中间有20多年，徐怀中没有写什么大东西。“哑铃”的另一头是离休后把自己多年想写没写的写了一部《底色》，一部《牵风记》。

　　他跟我讲过一件事情。1964年，他在《解放军报》当记者的时候，一次到沈阳军区某坦克连采访，了解到一位姓夏的炊事班长在探家20天时间里，尽给同乡战友们办事，自己的事一件没办就到期归队了。当时，如果向这位班长采访，也是可以动笔写的。徐怀中却向这个班长问了从沈阳回家乡湖北浠水的路线，哪儿换车，哪儿换船，步行怎么走。问清楚后，他便买票从沈阳上了火车，一直按照问好的路线到了浠水并在夏班长为之办过事的一些战士家中做客。在获得了真切感受后，才在镇公所的烛光下提笔写作。这就是在当时产生了影响的小说《四月花泛》。

　　徐怀中常说，他并不刻意在作品中追求戏剧性或非要有头有尾，他要“挖掘人物内心的东西”。在《西线轶事》以全票获得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我祝贺他，他却自谦地说：“人们之所以感到一点新鲜，是因为呼吸了过去那种空气。现在他忽然呼吸了一种比较真实、比较有一点人情的空气，他就觉得新鲜，他就点头。这是很自然的。如果我们整个的创作水平提高了，不是按照老一套，而是真正表现人，这样的作品一部一部地出来了，现在有些作品也就不会显得很高了。”

　　晚年两部重头作品《底色》《牵风记》分别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和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后，我向他祝贺，他又笑笑说：“上天看我步入90多岁了，还在扒着文学创作的碗边不肯松手，给我一个小小的奖赏。”　　  （摘自4月3日《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