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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队的回信

　　1949年，继东北的全境解放和济南战役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最后决战阶段。母亲最盼的就是淮海战役的胜利。她知道，父亲的部队就集结在那里。

　　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北移山东。父亲的部队就是从家乡出发北上的。母亲抱着一岁多的我，拉着三岁多的姐姐送别父亲，父亲说：“我们少则三年，多不过四年就会打回来。”母亲一算，差不多就快三年了，北边的仗节节胜利，现在部队终于南下了。盼的就是部队路过时，父亲能抽空回家来看一看。

　　春节过去了，元宵节也过去了，过境的队伍走了一批，又迎来一批，只是不见父亲，也无信来。母亲心里有点失落，试探着问祖父，是不是给父亲发封信？祖父说，行军打仗，居无定所，邮差哪里赶得上！于是，盼望慢慢地变成了等待。

　　父亲仍无半点音信。母亲心焦，不敢多问，只是默默地等待。祖父终于也坐不住了。以前，打了胜仗，常常便会收到父亲的来信，三言两语，传个喜讯，报个平安。为何这次半年多了，竟无一点音信？有一种不祥笼罩心头。他磨墨，铺纸，提笔，写信，不是给父亲，而是给父亲的部队。

　　又是漫长的等待。9月初，终于收到部队的回信，准确地说，是一份公函：

　　中国人民解放军23军后勤部政治处信笺

　　兹有本部医务员孙玉美同志于本年一月二十日在山东峄县为特工枪杀。希我地方政府予以烈属优待为荷。

　　此证给孙烈士家属存执

　　部长 王勋

　　副部长 陈耀汉

　　政委 李华楷

　　主任 彭启

　　八月二十四日于嘉兴

　　父亲的部队是由新四军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纵队的司令是著名的战将陶勇。淮海战役1月10日结束，2月即父亲牺牲后不久，华野四纵在统一整编中，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23军，军长仍由陶勇担任。后勤部长王勋，原名毛泽全，湖南湘潭人，也是新四军的老人，父亲的老领导。这份公函由他领头，后勤部全体领导逐个署名。

　　母亲的恳求

　　县里指示，先从公粮里拨点粮食作为抚恤。1949年收成不好，粮食紧缺，也算是雪中送炭了。二叔，按家乡习惯我们称他小爷，持着镇里开的条子到粮库领粮，粮库主任拉着小爷说，“你来看！”转了一圈，所有粮仓都是空的。主任说，百万大军渡江，需要多少军粮啊！上面早就打了招呼，苏南是新区，虽是鱼米之乡，一下筹粮太多，担心影响不好。苏北是老区，群众基础好，征、借结合，多做点贡献。小爷无言以对。主任叹口气，对小爷说：“你先回去，我再想想办法。”

　　第二天，主任果真派人送来两袋杂粮。这粮五颜六色，大凡地里种的品种，差不多全齐了。送粮的人说：“主任带着我们，把所有粮仓的底儿扫了一遍，又是筛又是扬，个个搞得灰头土脸。”母亲含泪道谢。

　　待粮库的同志离开后，母亲把祖父祖母和小爷请到堂屋，郑重其事地说：“这粮连着一条人命，我们一粒都不能动。恳求爷爷做主，还是换成路费，去山东把人接回来吧。往后的日子不容易，把他接回来，今后，有一堆黄土守着，一生也就不至于太孤单了。”对于母亲的恳求，祖父当即同意。

　　峄县寻亲

　　峄县现在是山东省辖市枣庄的峄城区，我们家到山东枣庄，公路距离250公里左右。小爷年轻，祖父又让一位我们叫他三爷的远房伯父同行。两人日行夜宿，四五天便到了峄县。

　　找到县政府，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年轻同志，人很热情，但态度坚决。他说，淮海战役，我们部队牺牲多少人哪！如何安排，上面自会考虑。但凡把命丢在我们峄县的，我们就要世代供奉。县委已决定要筹建烈士陵园，因此，你们不能搬迁。

　　同去的三爷经事多，有见识。他把我们家的情况说了一通，再三恳求道：“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少妻孤儿，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搬不回去，说不定又得出人命哪！”负责接待的同志面有难色，但也同情，说了一句：“这是大事，需要请示。你们明天再来。”

　　次日，小爷他们早早就到县政府的门口等着。时间不长，那位接待的同志也就到了，他说：“领导同意啦！具体两条：一是立即派人协助寻找烈士掩埋地点；二是选派两个身强力壮的民工，把烈士送回江苏老家。此事算出公差，自带干粮，莫收烈士家属的钱物。”

　　寻找墓地并不容易，因为大战以后，双方战死者，数以万计。掩埋的坟堆散于遍野。幸亏县里派的那位向导有经验。他又详细询问了一遍牺牲的时间、地点等细节，便有了主意。他说，仗都打完10天了，出了这种事，眼见耳闻的人自不会少，还是先找人打听吧！这一招立马见效。山东峄县的党政机关在峄城，峄城比邻就是枣庄，据说，当年华野四纵的野战医院就在枣庄附近。他们赶到枣庄，很快打听到，墓地在枣庄南边，一个菜园的旁边。

　　他们出了枣庄，再走不远，就见土坡上有一片菜园，园里有两间草屋。他们刚走进园内，屋里便出来一个30岁左右的农家妇女，身后跟着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山东的向导连忙上前打听。“那俺问你们，死的人叫啥名字？做啥事情？多大年纪？老家在哪里？人是咋死的？”大嫂甚是警觉，连连发问。“孙玉美，部队上的医生，26岁，江苏泗阳人，被敌人打了黑枪。”三爷凑上前去，一一作了回答。大嫂扯起衣袖，揩了揩眼睛，说，“走，俺领你们去。”途中，大嫂解释道：“部队上嘱咐过，孙医生的墓，托付给俺好生照应着点。”她还说，“这么大的仗打赢了，死的不说，伤了多少人哪！不分昼夜地抢救，医生累得都快吐血了。救了那么多人的命，自己的命倒丢了！” 

　　到了墓地，一个土堆前面立着一根碗口粗的木桩，书写“孙玉美烈士之墓”以及籍贯、生卒年月等。小爷扑倒墓前，喊声“哥啊”，便泣不成声。

　　回到家后，留山东人吃了饭，给路费坚决不要。母亲将提前准备好的一摞烙饼交给他俩当作干粮。两人还是执意不收，只是说：“俺带着干粮呢。”说罢，在父亲灵前磕头拜别，便匆匆上了归程。

　　入土为安

　　终于，棺木下地，入土为安。丧事完毕的当天晚上，母亲对祖母说：“妈，你把两个孩子带开，我心里憋得慌，想哭一场，别吓着孩子。”祖母明白，只是说一声“乖儿，心放宽！”就把我和姐姐往外带。没走多远，只听“哇”的一声，惊天动地。

　　不知过了多久，房内哭声渐渐地缓了下来。奶奶才把我们送了回去。母亲将我和姐姐搂在怀里说：“爸爸走了，今后的日子会艰难些，别怕，有妈呢！你们还小，一天一天便会长大。你们要听妈妈的话，和妈妈一起，挺起腰杆往前走。吃苦不叫苦，轻易不求人！”

　　父亲安葬后不久，镇上的领导又来看望。同行的还有那位粮库的主任，他这次带来两袋优质的小麦。而镇长带来的是最为激动人心的消息：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

　　1940年父母结婚，那年，父亲17岁，母亲18岁。1942年父亲参加了新四军。母亲说，就是这一年，她平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名字——刘英，是父亲给她起的。母亲于2018年2月9日去世，享年96岁。 （摘自2021年9月27日《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