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陈晓明文集》新书发布会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文学路径”学术研讨会在穗举办。本书作者、北京大学陈晓明（见图）教授及三十位专家，共聚花城，聚焦粤港澳大湾区文学高地打造。同日，陈晓明教授受聘为花城文学院联席院长。

　　回顾学术生涯

　　《陈晓明文集》对您的文学评论生涯和学术道路是一个回顾和展望，在大湾区的桥头堡来举办这次新书发布，有什么特别意义？

　　陈晓明：今年我64了，按我们南方人的算法，是65岁。我很惭愧，觉得自己做的工作这么少。

　　我特别感激广东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他们出我的文集，八卷本，每一卷都五六十万字，合起来有460多万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体量。

　　回顾自己的学术道路，我就本着一个原则，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做人做事跟种地一样，少一锄头，地里庄稼就长不好。我从10岁跟父母到农村劳动，后来又去当知青，几乎所有的农活都会做。这种农村经历对我的学术生涯起了非常大作用，做过农民，你就知道必须实干，埋头苦干。

　　后来我也有好多年做行政工作。比如跟谢冕老师负责北大的中国诗歌研究院，谢老师做院长，我做执行院长。后来我做北大中文系主任又做了将近5年。

　　这些都是我50到60岁时做的事。很多人50岁以后就做减法了，我还是有一点农民的品性，不断地在给自己做加法。60岁之后，我又在修订《中国大陆文学主潮》，原书60万字，修订之后又加了10多万字，这次也收录在这套文集中。

　　凝聚人心

　　这次做花城文学院的联席院长，您会在未来文学院的发展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陈晓明：花城文学院不单是广州的，也是岭南的，也是大湾区的，所以说意义非常大。

　　花城文学院是凝聚作家、评论家、读者、文学爱好者的地方。文学也好，文化也好，它就是一个金字塔，底座要非常大，只有说你怀有对塔尖的向往，才能造就成金字塔。

　　花城文学院，就是能够起到一个引领作用，使我们的文化更有建设性、更加适应这样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发展，我想，文学评论家应该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

　　您是最早关注海外华语文学的评论家之一。未来计划中，会不会借着花城文学院的成立，做更多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引入？

　　陈晓明：对，我想这是有必要的。疫情三年，很多文化交往、交流都受到阻碍，我们要一步步去重建起来。花城文学院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可以先从大湾区做起，从港澳台的文化交流方面多做一些工作。我们应该有这种眼光和视野。广州应该成为这方面的重镇。

　　“新南方写作”

　　广东各领域都在致力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文学领域，您觉得作家怎样去参与其中？

　　陈晓明：高质量发展的文学，应该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传播面很广，文学品质非常高。

　　从这角度说，恰恰需要作家更深地了解这个时代，了解中华民族走过的道路，以及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不是口号，是建立在文学的基础之上，文学的表现始终是个性化、情感化和形象化。

　　在这个意义上，广东的作家有一种优势，这里原来就是改革开放的前列，现在也理所当然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前沿，应该培养出更多的一流的作家。

　　近年来有一个概念，叫新南方写作。您出对这个概念的定义有什么特别感触吗？

　　陈晓明：大概20多年前范小天在南京拍一部电影，请黄蜀芹和我有一个对话。当时我提出一个概念叫“新南方风格”。今天讲“新南方写作”，是在大湾区这样大背景底下，时机也更成熟，基础也更雄厚，期待也容易实现。

　　其实在美国，就有南方哥特小说、南方风格。中国地大物博，南北方的特色非常鲜明，像革命年代，欧阳山的《三家巷》，南方风格非常鲜明，而北方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艺术水准在那个年代是写得最好的。他们分别代表了南北不同的风格。

　　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地方性的特色，是文学中不可磨灭的一种印记，也是作家身上独有的一种气质，是非常可贵的元素。这是应该保留，应该去强调的。

　　“新南方写作”可以作为一种话题，作为一种理论，但这不是我们的某种唯一的目标，只是可能在这样一个名称底下，有更丰富、更多样的东西出现。

　　（摘自4月4日《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