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凯·伯德马丁·J.舍温著 汪冰译 方在庆审校 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8月出版
“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
1936年春，当奥本海默遇见琼·塔特洛克（见图）时，她才22岁。他们相识于女房东沃什伯恩在沙斯塔路的寓所举办的派对上。琼当时正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读一年级。奥本海默回忆说，那年秋天，他“开始追求她，两个人越来越亲密”。
让奥本海默着迷的除了她的美貌，还有她那不轻易示人的忧郁。奥本海默知道她是伯克利著名的乔叟研究者约翰·S.P.塔特洛克教授的女儿，塔特洛克教授是物理系之外为数不多的与奥本海默有过深交的教员之一。
琼于1914年2月21日出生在密歇根州的安阿伯，她和哥哥休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长大，后来他们搬到了伯克利。她父亲在哈佛大学度过了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退休后开始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书。
在1931年入学瓦萨学院之前，琼的父母给了她一年的假期去欧洲旅行。她住在瑞士她妈妈的一位朋友那里，这位朋友是卡尔·荣格的忠实追随者。经她介绍，琼进入了一个关系紧密的精神分析师团体，这个团体的中心是弗洛伊德曾经的朋友和后来的对头——荣格。荣格学派强调人类集体潜意识，这强烈地吸引了年轻的琼。
琼显得比实际年龄更成熟。她也是后来被讽刺为“早熟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中的一员，这一称呼指的是美国最早一批反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人。
1935年6月琼从瓦萨学院毕业，在这之前的1933-1934年，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医学预科课程。在伯克利期间，她还抽出时间为共产党的西海岸机关报《西部工人》采访和撰稿。此外，她还渴望成为一名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师，而当时美国共产党坚持认为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势不两立。总而言之，琼·塔特洛克是一个复杂的女人，她之所以会吸引奥本海默，原因之一是这位物理学家也对心理学有敏锐的直觉。据他们一位共同的朋友说，她“与奥本海默非常般配。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
那年秋天琼和奥本海默开始约会。
“自己正在成为那个时代和这个国家的一部分”
1954年，奥本海默向审问他的人解释说：
从1936年年末开始，我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犹太人在德国的遭遇让我怒火中烧。我在那里还有亲戚（一位姑妈和几个堂兄弟姐妹），后来我帮他们脱离了险境，把他们接到了这个国家。我目睹了大萧条对我的学生们的影响，他们经常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或者只能干那些完全不适合他们的工作。正是通过他们，我开始了解到政治和经济形势对人们的生活到底能有多大影响。我第一次感到有必要更积极地投身于社会生活。
有一段时间，他特别关注外来农场工人的困境。阿夫拉姆·耶迪迪亚是奥本海默一个学生的邻居，1937-1938年，他在加州救济管理局工作，就在那时他结识了这位伯克利的物理学家。“他对失业者的困境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切，”耶迪迪亚回忆说，“他向我们连珠炮式地提问，询问我们如何帮助那些从俄克拉何马州和阿肯色州尘暴区迁徙来的农场工人……当时我们认为自己的工作至关重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切实意义的’，而他的工作抽象难懂又触不可及。对于这一点，我认为奥比也有同感。”
大萧条使许多美国人重新考虑他们的政治主张，这一点在加州尤为明显。尽管加州的左翼政治力量作为一个整体暂时成为主流，但加州的共产党人仍属于少数派，在加州大学的各个校区也是如此。许多从未入党的知识分子仍然愿意参加共产党主办的作家大会，或者志愿到“人民教育中心”为工人授课。因此，通过这些方式，像奥本海默这样年轻的伯克利学者亲身体验了大萧条时期加州的文化和政治生活，这一点也不足为奇。“我喜欢这种耳目一新的伙伴关系，”奥本海默后来作证时说，“当时我觉得自己正在成为那个时代和这个国家的一部分。”
琼为奥本海默参与政治“打开了大门”
正是琼为奥本海默参与政治“打开了大门”。她的朋友也变成了他的朋友，其中包括共产党员肯尼思·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约翰·皮特曼（美国共产党主办的《人民世界》报记者）……汉娜·彼得斯是琼最好的朋友之一，她是琼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认识的一位德国裔医生。不久之后彼得斯博士成为奥本海默的医生，她的丈夫伯纳德·彼得斯（曾叫彼得罗夫斯基）也是来自纳粹德国的难民。当奥本海默通过琼认识彼得斯夫妇时，伯纳德是一名码头工人。
当伯纳德表现出对物理学的兴趣时，奥本海默鼓励他到伯克利上物理课。事实证明，他是一位天资很高的学生，虽然他没有本科学位，奥本海默还是想办法让他加入了伯克利物理系的研究生课程。伯纳德不久就成了奥本海默量子力学课上指定的记录员，其论文也是在奥本海默的指导下完成的。
这些新结识的朋友无疑把奥本海默拉进了他们热衷的政治运动。不过反过来，如果认定琼和她的圈子是奥本海默政治觉醒的唯一原因，那也失之偏颇。大约在1935年，奥本海默的父亲借给他一本《苏联共产主义：一个全新的文明？》，在这本书中，英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者韦伯夫妇把苏联描绘成一个美好的国家，这些对苏联社会主义实验的描述给奥本海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