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 吴钩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

　　提起王安石，很自然会想到王安石变法。这场变法从酝酿时起，直至今天，争议就没有停止过。例如王安石变法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是君臣联手“割韭菜”，还是一场追求富国、强兵的变法？抑或是导致了北宋灭亡的原因？还是说那是一场带有近代性质的改革？本书以双主角叙事再现千年前激荡变法。

　　在撰写《宋仁宗：共治时代》的时候，我便定下了下一部宋人传记的主角：宋神宗与王安石。之所以为宋神宗与王安石立传，是因为在宋朝士大夫群体中，王安石是我最崇敬的一位，神宗也是我欣赏的宋代君主之一；而始于神宗朝熙宁年间的“王安石变法”，更是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高光时刻之一。

　　我们可以将古代士大夫分成三个类型：文人型，学者型，事功型。王安石一身而兼三型：既是一流的文学家，又是一流的学问家，更是一流的政治家。如此人物，数百年方得一见。王安石曾称赞苏轼：“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其实这句话也可以用来形容他自己。

　　不过，本书关注的重点，并不是王安石的学术（经术之学）与文学（文章之学），而是陆心源所说的“经济之学”，亦即王安石作为北宋神宗朝执政大臣的事功，简言之，就是“王安石变法”。

　　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奇怪：仁宗时代的嘉祐之治与神宗时代的熙丰变法是相互悖反的，你怎么会同时推崇宋仁宗与王安石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从某个角度来看，仁宗之政与神宗之法确实是相反的。仁宗倾向于无为而治，神宗则欲大有为。“嘉祐之治”也是作为一个反对“熙丰变法”的旗号在元祐年间被保守派士大夫树立出来的。“嘉祐”与“熙丰”分别代表了宋朝士大夫两种不同的施政主张、方针、路线。宋人在议政时，也常以“嘉祐”、“熙丰”指代两个派系的不同政见，比如南宋人刘实甫将“熙丰之急政”与“嘉祐之缓势”对举。

　　但我并不认为，我们在称赞仁宗之政的时候，就不可以赞成神宗时代的王安石变法。在我看来，仁宗之政代表了古典时代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典范，而王安石变法则是中国历史上国家主动开启近代化的一次伟大尝试，尽管神宗与王安石主观上不可能有“近代化”的概念，但在客观上，变法与近代化转型的历史方向是暗合的。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从不同的历史维度同时对仁宗之政与王安石变法给予正面评价，正如13世纪英国金雀花王朝的约翰王签下“大宪章”，意味着王权受到限制；而在16世纪的都铎王朝，早期资本主义兴起，却是王权扩张的一个过程，今天的自由主义者也是从不同的维度正面评价英国的这两个历史时刻，而完全不觉它们背后的悖反。

　　本书的主旨，不仅是想叙述宋神宗与王安石的一生，以及君相相得的关系，更想着重描述王安石变法的完整过程，再现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自宋朝以降，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翻看下来，不难发现，今人对王安石变法的叙事与评论基本上都是采用鸟瞰式的视角，以粗线条勾勒变法的大体经过与新法的大致内容，然后对变法作出或藏或否、或褒或贬的评价，这些藏否、褒贬的评论又多半是作者的意识形态预先决定的，并不是基于史实而总结出来的。

　　我决定采取一种与他们完全不同的叙事角度来讲述宋神宗时代与王安石变法。这个角度其实并不新鲜，只不过是回到历史现场，回到故事本身，回到史学传统的叙事方式，如同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一样忠实记录史实，不急于做总结陈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