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春对美国人宣讲中国希望做生意，《纽约时报》1912年11月10日刊
中文电报使用者的困境
1865年第一次国际电报大会召开时，只有20个与会国——19个欧洲国家外加土耳其。自那以后的60年间，电报的发展突飞猛进。中国运输部首次派遣官方代表团参加1925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七届国际电报大会时，与会国已经增加到66个。中国此来要向国际社会发出一个重要呼吁，现有国际电报规则下，中文使用者处于严重劣势。
那时，除了中国没人关心中文电报发送的缺点。电报首先是为西方字母文字，特别是为英文设计的。最初发明电报的塞缪尔·莫尔斯和阿尔弗雷德·韦尔没想到电报会传遍世界，进入使用表意文字的国家。
对中国人来说，莫尔斯电码的不公平更是上了好几个台阶。国际电报系统只承认大多数用户使用的罗马字母和阿拉伯数字，这意味着中文也必须通过字母和数字来表达。发电报时，英文就是英文，意大利文基本上是意大利文，中文却要改得面目全非。每个汉字要转换为一串数字，从4个到6个数字不等，所以一个汉字比一个字母贵。而且25个汉字从查码到转为普通电报需要至少半个小时，发送相同长度的英文电报只需大约两分钟。因此积累的机会成本高得难以形容。
同样的电文，中国人也要多付钱。这不光是由于中文电文的额外长度造成的。中国的电报线大多由外国公司和外国政府铺设并管理，那些外国公司和外国政府可以任意制定收费表和收费标准。
中国到19世纪末才加入国际电报系统，吃了后到的亏。随着时间的推移，处境愈发不利。中国多次向国际电报联盟投诉，但欧洲主要利益攸关方和成员国置若罔闻。它们忙着彼此互斗，维护自身利益，才没工夫去管一个非西方字母用户遭遇的不公。
被妖魔化的电报
19世纪70年代，电报业前景一片光明，就在丹麦、英国、法国和俄国争先恐后地铺设电缆，进入东亚之时，中国却予以拒绝。朝臣们害怕它是外国人进入中国的又一个借口。
1865年，俄国人前来提议把西伯利亚的电缆连到北京，被中国婉拒。恭亲王说天朝不需要此种技术。5年前，法国公使向恭亲王赠送电报手册，试图引起他的兴趣，得到了同样的答复。
欧洲人干脆瞒着中国我行我素。丹麦人最先动手。欧洲人占据了大部分中国市场，彼此间也你争我夺。中国农村老百姓对铺设电缆的不满在不断发酵。乡民们认为，横跨大片乡村地区的电缆惊扰了坟中的祖宗之灵，破坏了自家地里的风水，会造成庄稼歉收。
民众对西方电报的反应恰好为官方所用。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起义者挖断电缆，造成从直隶到山东多条电报线失灵。地方官员鼓励农民毁坏或偷走一截截电缆，有时电线杆和电报线被偷是为了获取里面的高质量金属。
1881年，李鸿章等朝廷重臣认识到西化已不可阻挡，知道中国需要拿回控制权，最终成立自己的电报局。津沪电报线的开工建设得到了大张旗鼓的宣传。不过到那时，欧洲在电报技术上掌握先机已不可逆转。
巴黎电报大会上的维权
在电报系统中为中文争得公平待遇的唯一可行途径是外交。第七届国际电报大会上，欧洲国家代表一个接一个地抱怨、发牢骚。京汉铁路局局长、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景春听着他们的发言，心中无疑在琢磨如何把话题引向中国。
因为电报按字母计费，所以发报人都尽量缩短电文，人们在拼写中偷工减料。后来，电报公司不得不公开明确地宣布更加严格的规则，明码电文和密码电文之间的基本区别逐渐浮出水面。1925年的《国际电报服务规则》第八条重申，明码电文指“以授权用于国际电报通信的一种或几种语言表达明白易懂的意思的电文”，密码电文则“使用授权的一种或几种语言的单词，组成的句子却无法理解”。
欧洲人从一开始就认为，从0到9的数字被视为秘密语言是毋庸赘言的。而西方人在字母和数字发报价格上取巧占便宜的办法中国人用不了，因为中国人的语言完全由数字代表。如果你参加的系统中所有其他人都可以作弊并经常作弊，那么你自己不作弊是一种默认的惩罚。
1912年推出了一项新服务：那些不必作为急件或正常电报立即发出，而是可以等48小时以后再发的电报算是迟发电报，价格只有正常价格的一半。然而，这项新服务禁止使用加密电文或密码电文，自然也包括数字。
王景春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组织晚间沙龙和晚会，借机举办介绍汉语的简短演示。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来讲解汉语的基本要素——部首、笔画、汉字等等。王景春代表官方以平静的语气提出了简单的要求：
汉字因其特点，除四位数一组、每组代表一字的方法以外，并无其他更好的发报方法。由于迟发服务仅接受表达普通含义的数字，所以海内外华人无法享受到半价服务……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提议将表达汉语意思的四位一组的数字纳入各国与中国之间的电报迟发服务。
国际电报联盟被说服了，他们同意放入一个特殊条款，规定中国使用的四位数代字法为明码电报。中国终于在电报领域的国际舞台上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并且将更加坚决地发声，争取赢回自己的世界地位。
（摘自[美]石静远著 林华译《汉字王国：让中国走向现代的语言革命》，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