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与夫人戴冠芳在延安接待外国记者来访

　　我与范老实质性的往来并不多，也没有对范老的史学成就做过系统的研究，但是不管怎样讲，范老是我敬重的前辈，今年是范老诞辰130周年纪念，我就一条一条地讲讲我对范老的怀念。

　　第一条，范老不仅是一个大学者，还是一个老革命。这一点上，我印象最深的细节是王冶秋同志给我讲的。他和范老是好朋友，是范老的爱将，多少年的革命同志。那时候我在文物出版社当总编辑，常到他家里，什么都讲。他说1930年的时候，他跟范老是一起被捕的，被捕以后，前途如何谁也不知道。结果刚好碰到中原大战，当时是阎锡山的部队在北平，他们两个被关在一起。突然，看守的人都不见了，后来他们明白，就是在1930年9月，张学良的东北军进来了，进来以后原本看守的山西部队一下子就不见了，他们两个赶快往外跑。跑了一段，范老跟他讲，得回去一下，“我的眼镜没有拿！” 冶秋同志说，可不能回去，回去很可能就出不来了。他给我讲的这件事，就很能让人感受到范老的书生气。

　　第二条，范老的学术影响。范老的《中国通史简编》，我当时是在四川北路的新知书店买到的，新知书店是三联书店前身的一部分。因为以前我自己也喜欢历史，读了不少历史的书，这是第一次读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讲述的整个中国的历史，印象很深。这本书是范老主编，佟东、金灿然等人参编。到第二年，1947年，范老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出版了，当时不知道是谁写的，因为书上的署名叫“武波”，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位学者，新中国成立后才清楚：“武”是文武的“武”，“波”是波澜的“波”，武波就是文澜。当时我中国近代史的书读了不少，但这本给人的感觉确确实实是耳目一新，在大的思路上也有启发。

　　我是1947年进复旦大学，1951年毕业，毕业以后就教书了。当时来讲，复旦历史系阵容是相当强的，一位一级教授是周谷城先生，二级教授有六位，谭其骧先生、陈守实先生、胡厚宣先生等等。但过去的老先生，都没有专门研究中国近代史，尽管他们对近代史很熟悉，像谭其骧先生有次就问我，曾国藩部将李续宾的字是什么？他们对近代史非常熟，但真正讲起来，专门研究的还是很少。

　　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有很大关系。当时像北大、武大、复旦等综合性大学的历史系，规定必须开设中国近代史的课程。那时中国近代史究竟怎么教，我们谁都不知道，在复旦，我参与起草了教学大纲，准备一年，到1953年开始讲课。我们这一辈学者起步都是在这个时候。当时成绩最突出的是人大戴逸，北大是陈庆华同志，其他的像山东的路遥、广东的陈胜粦、四川的隗瀛涛、扬州师大的祁龙威等等。我们这一批人在当时几乎都是起步，谁都不知道近代史该怎么写。现在回头来想，勾勒整个近代史的轮廓，主要靠两种书，一种是范老的《中国近代史》，还有一种是胡绳同志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尽管不是教材，但他们的一些思想、分析，都有指导作用，当时基本的理论支撑就是靠这两部书。另外，范老对我们来讲不仅是理论上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中国史学会在范老指导下，还编纂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说起来，理论指导也好，史料也好，都离不开范老。

　　第三条，范老的学术地位。这也是我印象很深的一点。1961年开了文科教材会议，当时确实需要教材，手里什么都没有。那次会议很隆重，在北京饭店开了有一个星期的样子，会议是周扬同志主持，历史组的组长是翦伯赞同志。秘书有三人，周一良先生，金应熙先生，还有我，我们起草了一个文字性的东西。会上的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就是尹达同志负责介绍我们史学界的情况，尹达同志讲兴奋了，突然站起来，他说，郭老、范老、翦老、侯老、吕老，此五老者，天下之大老也。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五老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地位，也可以看出范老的地位之高。可以说，就马克思主义史学而言，没有范老、翦老他们打下的底子，就没有今天。他们的地位是有目共睹、无法动摇的。　　（摘自12月12日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