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不是亿万富翁，我只有亿万观众”

　　1979年，电影院里有过一部24小时连轴放映的电影，名叫《保密局的枪声》（电影海报见左图），少年的我至少“七刷八刷”。若干年后，我听影片的导演常彦老师（见右图）侃大山：“当时我也不知道啥叫‘票房过亿’，就知道干活儿、拍戏，结果如今有人算账，说当时票价五分钱至三毛钱不等，而《保密局的枪声》那一年卖了1.8亿，按今天30元一张票折算，哎哟，妈呀，得是差不多200亿啊！”

　　“那您当时拿了多少酬金？”我问。

　　“咱那时候没酬金，就死工资。”他解释，“后来片子得了政府奖，长影鼓励我360元。我一算，干了整整两年，估计也就是春节歇了几天，这么说吧，720天的劳动，每天奖金五角哈哈哈!”

　　我调侃他：“按说您早就该是‘亿万富翁’了。”

　　他笑了：“我可不是亿万富翁，我只有亿万观众。”

　　他的好朋友、《街上流行红裙子》的导演齐兴家在一旁“臭”他：“拉倒吧，你现在嘚瑟，想当初，厂里上上下下都斜眼看你，忘了？”

　　我立刻问齐导演：“您老说说，那是啥情况？”

　　齐兴家说：“首先，这戏是表现地下工作的，那时候大家思想还不解放，一看样片，里面全是灯红酒绿，花里胡哨，开叉旗袍，玻璃丝袜。有人就说，这是变相展现资本主义。就这一条差点就把片子给毙了。其次，他是长影导演，用的男女主角却是上海的，你想想，多少长影演员盯着。”

　　常彦接过话茬：“那时候，还没改革开放，可咱看了南斯拉夫写地下斗争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人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能把电影那么拍，咱为啥不能？第二，我用上海演员，是因为十里洋场的情报人员，可不能一开口就是大碴子味儿。结果，第一批样片出来，全厂都傻眼了，有人说，这不是长影的风格，厂长立刻说，‘这就对了’！”

　　也正是那部戏，常彦捧红了第一次上银幕的陈少泽，也让几乎快要改行的女演员向梅“花开二度”。

　　直接去柏林的电影厂学习

　　常彦的确是敢“第一个吃螃蟹”的导演。解放初，只读过小学的他被“东影”保送到北京的电影学校，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摄影专业的大学生。刚进校时，一次开班会，他用错了两个成语，引起哄堂大笑，章泯院长送给他一本成语词典。常彦头悬梁锥刺股，不到半年，楞把上千条的成语给背了出来，结果放暑假回东北，天天夜游，喃喃自语，送到医院才知道，他是读书的压力太大，得了强迫症和严重的神经衰弱。

　　摄影师出身的吴印咸看常彦是个好苗子，心疼他，把他推荐到德国留学，也好去治病。也怪，去了不久，他就啥毛病也没有了。德国人作息时间制度严格，到点熄灯，反锁宿舍，蜡烛电筒一律没收，没想到将病治好了。

　　很快，他发现在国外读书费用昂贵，虽是公家的钱，但常彦心疼不已，而且他发现课堂上教的东西和国内学的差不多。于是，他给领导写信，要求辍学，直接去柏林的电影厂学习。回国时，他怀里虽少了一本毕业证书，却胸有成竹，踌躇满志。为此，那一阵子长影的许多电影中，不一定有常彦的名字，却有他的影子，他能把“洋玩意”和“土办法”融合，显示了他特别的摄影功力。

　　睡了个回笼觉

　　拍《保密局的枪声》时，进口彩色胶片稀缺，他拍胸脯向厂领导保证：“你让我当导演，我拍黑白的，保证强过彩色的，我要是吹牛，你砍我的头！”

　　他算是“提着脑袋”把片子拍完的，日后的辉煌也是他没想到的，但他却很淡然：“我没给长影丢人，更没让厂里亏本，观众至今还能记得我，将来死了，要是有人说，这老头儿从前是导演，拍过啥啥啥，我一定从水晶棺里爬出来给他鞠躬！”

　　“哈哈哈，那您真得把我吓死了！”我说。

　　他笑了：“你死不得，你死了，没人给我写文章……”

　　没想到的是，10月26日晚上，我到长春公干，一落地就给他去电，他特高兴，约好次日小酌。不料第二天，他儿子来电告诉我：“老爸上午9点钟的时候睡了个回笼觉，再没醒过来……”

　　我不敢相信——那么可爱的一个老头儿，活蹦乱跳的，咋说走就走了呢？　　 （摘自《大众电影》202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