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表弟来电话，说姨父喘得厉害，在医院住了五天，回家卧床已半个月了，这几天时不时地提起我。他说疫情像一阵风，把全村刮了个遍，村里上年纪的老人走了好多个。他让我给姨父打个电话，聊聊天。

　　姨父和我们同村，我上中学时，他在县安建公司上班，我每个周末回六十里外的家中带一次干粮，若赶上他也回家时，他便骑自行车驮着我。姨父一直骑到我家门口，顺手提起我盛干粮的竹筐，把我送回灶屋中，向我妈咧咧嘴一笑，点点头，才返回自个儿的家……

　　二

　　姨父是18岁那年当兵去的甘肃。那个年代，能当上兵，便是农村青年一辈子的出头之日。

　　姨父清清楚楚记得，到了部队吃第一顿饭时的场景。当一大盆热气腾腾的猪肉白菜炖粉条和一箩散发着麦香的大白馒头端上来，他激动得心都颤抖了，这是梦里也会流口水的伙食啊。大口吞着馒头、喝着菜汤，姨父说那会儿心中真是充满了感恩，又想到几千里外的老爹老娘享不到这福分，便增添了愧疚之情，泪水禁不住漫上眼角。“咱以后不好好干，对得起谁啊！”

　　好好干，争取入党、提干！从接到入伍通知那天起，姨父就在心底暗暗立下了志向。农村孩子最不怕的是吃苦，最不服的是落伍。姨父说，在新兵连那会儿，每天早晨天不亮，战友们就争先恐后悄没声息地起床去打扫营区的院子。可是只有两把扫帚，如何抢到扫把就成了大家拿愁的事。有的战士动了心思，晚上悄悄把扫把藏了起来，第二天早起的战友找不到扫把，急得团团转也没有办法。

　　姨父是个“闷葫芦”，但“闷葫芦”有“闷葫芦”的主意，训练结束，他连续几天到营区周边四处踅摸，想找到打扫卫生的替代品。他尝试着用落在地上的松枝缠上黑麦草扫地，不好用；用柽柳的细长枝条制作，又难以成束。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林子深处，一条近乎干涸的河边，他发现了一丛芦苇。翌日，训练完毕，姨父独自带上工具，赶到那里，割了二三十根芦苇，摆到山坡上晒了几天，扒除苇叶，抖去芦花，密密实实将苇竿集束缠绑起来，一把结实的扫帚做成了。就这样，姨父制造了自己的专用扫把，拥有了抢先打扫院子的“法宝”。当争强好胜的战友凌晨起床打扫卫生时，天井里早已干净如洗，只有隐隐几道细细的帚痕和新鲜的泥土气息，告知他们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拼上血命去努力，有时候并不能改变什么，而偶然的一个念头，却可能决定了某个人的命运。姨父所在的连队属于基建工程兵部队，从事的是重体力劳动，修隧道，架铁路，每日里与石头、沙子、钢筋、水泥打交道，劳作一天，回到宿舍连说话的气力似乎都没有了。但对农村兵来讲，这活计并不是多么不堪。一觉醒来，他们就会满血复活，继续争着上最苦的岗，抢着干最累的活。参军后第二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指导员深入营房与战士谈心，到了姨父所在的宿舍，闲谈中，他似乎突然想起一件事，问道：“你们谁会干木工活？”房间里一时沉静下来。指导员哈哈笑道：“没事，我只是随便问问。”起身就要离开时，姨父突然站起来，红着脸，嗫嚅道：“我会……”姨父平时话少，笨嘴拙舌，为人实诚，从不说云天雾罩的话，不干虚头巴脑的事。这次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他脱口而出：“我会。”其实，入伍前，他仅仅见过当木匠的叔叔干木工活，自己连个刨子也没摸过。我猜想，对于胆小甚至有点懦弱的姨父来说，可能是感到指导员提出了要求，大家没人应答，怕让首长失望，因而不忍？或是当初制造扫把的经历使他对做木工活平添了自信？多年后，我打问姨父当时是咋想的，他挠着头，脸有些发红，嘿嘿道：“早忘了，反正头脑一热就说冒话了。”

　　这一“冒”不要紧，第二天，姨父就被抽调到隧道木工队。一个看似莽撞的行为，却改变了他的人生。此后，他入了党，成为优秀的木结构工程师。也就在那时，经人介绍，我妈做主，我漂亮善良的姨嫁给了他。作为部队急需的技术人员，姨父很快转为志愿兵。大表弟6岁、小表弟3岁那年，基建工程兵建制撤销，组织上照顾姨父的实际困难，批准他转业回到故乡，安排到县安建公司。

　　也就在这时，在县城上学的我和姨父有了密切交集。

　　三

　　安建公司与县委、县政府同在县城中心大街上。安建公司大楼是县城最高的建筑。

　　那个星期五上午四节课后，我急匆匆冲出教室，气喘吁吁地向安建公司大楼跑去，我要让姨父给妈妈捎话，学校周末开运动会，我不能回家了。这是我第一次进入这座大楼，满头大汗、兴致勃勃步入大厅，我向传达室一个黑红脸膛的中年人说出姨父的名字，他一听立即皱着眉头不耐烦地摆手：“他不在这里上班！”我怯生生地问：“那他在哪里呢？”“二号工地！”“二号工地在哪里？”“农装公司不知道吗？”一切都在意料之外！此前远远地望见这座大厦，想到有个亲人在里面工作，心里便会生出一种莫可名状的崇高感、满足感，甚至还有几份骄傲和得意，没想到姨父竟然不在安建公司大楼上班！卑微、怯懦、委屈、愤怒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我扭头冲出大厅，然后一溜小跑向“二号工地”奔去。

　　农装公司院子全然是一个狼藉的建筑工地，两座红色的塔吊巍然耸立，脚手架纵横交错，搅拌机、升降机、钢筋弯箍机嗡嗡然轰轰然作响。正是午饭时分，我辗转问了几个人才找到姨父。啊，姨父！他正蹲在工地北面一排简易板房前吃饭，左手抓着两个馒头，地上摆着一个白色搪瓷缸子，缸子腰部印着“保卫祖国”四个字，缸沿和把手好几处露出星星黑点，缸子里晃荡着半缸子西红柿鸡蛋汤，旁边是一个圆圆胖胖的盛着萝卜咸菜的罐头瓶子。那时，姨父右手拿着筷子，正小心翼翼地从瓶子里夹出一块半圆形碧绿的咸菜。我喊了一声姨父，他抬起头，脸上露出略带惊异的表情，咸菜掉到地上。他腰歪扭着转动着往上起，但终于没有站直，两腮鼓鼓地啊啊了两声，抻直脖子把食物吞咽下去，喉咙才清爽了些，“你怎么找到这里了？我到食堂给你打饭！”我连连摆手，说我在学校吃过了，然后三言两语讲了给家里捎话的事，就转过身，从成堆的建材形成的狭长夹道里穿过，快速跑上大街，抹一把脸，满是热热的汗和泪。

　　我考上大学那年，安建公司实行改制，原来的经理摇身一变成了董事长，由国家干部变成了民企老板。坊间说他称得上绝顶“高明”，仅仅用了半年工夫，就把一个热气腾腾的国有企业，做成了破产企业……

　　“他就是个皇帝，比皇帝还霸道！”姨父愤愤地说。改制后，董事长首先整顿班子，清除公司原有领导层人员。此后，董事长把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全部安排进公司领导层，公司各部门和子公司负责人也都换成“自己人”。姨父平时沉默寡言，有一次连续俩月没领到工资，实在憋不住，就发了几句牢骚，没过几天，工程队长就找他谈话，说念他腰病缠身，干不了重活，提前让他办理退休手续。姨父坚决不同意，但胳膊哪里能扭得过大腿？五十岁不到就离了岗。

　　离岗后，姨父在家生了几天闷气，哮喘病复发住进医院。出院后，他先是通过战友去交警队驾校加上塞学开车，有了驾照，姨父就多了一份挣钱的本钱，但一时找不到驾驶员工作，他又托人介绍，到乡建筑公司工地干活，这位当年部队的木结构工程师，二十年安建公司的高级技工，继续拾起了他的木工本行。

　　人世间毕竟正事多，上天不会总让老实人吃亏。乡建筑公司经理由于上缴利润贡献大，被选拔担任了乡经委主任。经委有辆丰田车，主任上任后凭着对姨父的了解，力排众议选他做了专职司机。

　　话说否极泰来，祸福相依。姨父当了主任的司机，工作比较轻松，地位仿佛也比一个普通木工显赫得多。主任向大家介绍他时说，“这是我们经委的主任助理。”姨父穿着一套洗得发白的旧军装，里面套着雪白假衣领，双手戴着白手套，一双解放鞋也干干净净，看起来朴实又精干，确实像个忠诚忠实的助理。以至后来，姨父深受信任，主任连礼品的准备工作也由他来置办。礼品从两个固定商店采办，考虑到经委的实力和信誉，这俩商店同意采取分次记账、集中结算方式办理。不过这结算并不总是半年一结或是一年一结，姨父辞去工作到上海看孙女时，已有两年没结算，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两年工夫，日积月累，那账目总数竟然达到令人吃惊的数额。谁会想到，姨父去沪后，经委主任突遭车祸去世，继任者不认这账目，商店声言要起诉，姨父作为签字者成为当然的被告，姨父连夜启程赶回乡里，把每一笔账按何年何月何日送给何处何人等，列了厚厚一沓清单，交给了经委。

　　事情最终结果如何，详情不知，总之姨父没有接到法院传票，也再没接到经委任何通知……　　  （摘自《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