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涛在天山

　　我爱周涛。

　　涛兄于我如高山流水，是一种此生难再的知遇，一种想起来眼眶会湿的温暖，一种你说吧他懂得的共振。如是，他的离去对我的杀伤力，让我找不到“痛不欲生”外的词语来形容。

　　读到《神山》有一种被击倒的感觉

　　第一次见涛兄是41年前，在全军诗歌座谈会上。那是劫后余生者们的第一次聚会。来自西北边陲的周涛一亮相，就赢得了众星拱月效应：哪个房间人最多、笑声最响，不用猜，一定有周涛在。其时的周涛，刚穿上军装不久，军帽微斜，领钩敞开，面孔俊朗，身材英挺，修长的指尖夹着香烟，加上一口被烟熏黑的“疆普”嗓音，一副落拓不羁、睥睨群雄的派头。我在几米外冷眼旁观，心中蹦出几个字：名动京城。当年李太白入长安，就是这般感觉吧？

　　但我只是矜持地与他握了下手，除了四目片刻的对视，没有其他交流。

　　当时的我也年少气盛，自命不凡。他的亲和力没有击破我的硬壳，9岁的年龄差，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填平的。直到有一天，我读到《神山》，突然有了一种被击倒的感觉：它的高傲，它的庄严，它的从容，它的气度，都让我情不自禁地仰望……那一刻，我开始懂周涛了，年龄差不再是障碍。

　　友谊从真诚的否定和肯定开始

　　我开始产生接近周涛的愿望。机会于我，总是来得恰到好处。1984年，南方战事再起。我们一帮穿军装的作家，奉命前往以一座山峰命名的前线。在昆明军区招待所开动员会时，我第一次领略了周涛的另一面：与他平素大大咧咧、不拘小节的做派相反，他对某位姗姗来迟却毫无歉意、不停抱怨别人抽烟的作家勃然变色，金刚怒目，声色俱厉，让场面一时为之尴尬。

　　当时我想，这便是完整的周涛了。

　　这次穿越炮火的战场之行，让我与周涛开始走近。而让我没想到的是，真正拉近我们距离的，是周涛有一次附在我耳边说的一句话：“我对你的《高原，我的中国色》毫不在意，但对《黄土带》无话可说，我写不出来。”

　　如果有些人的友谊，是从真诚的否定和肯定开始的，那我与涛兄便是。当我们正在尽各自心力，去垫高军旅文学圣殿的基座时，军队却与周涛等人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文职干部被脱掉了军装。

　　这让周涛、晓桦这些视军装如命的人倍受打击。

　　作为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1988年恢复军衔制后，我被授予中校军衔。授衔仪式结束后，周涛与晓桦到我家中来，轮流穿上我的中校服，谁都舍不得脱下来。坦率地说，他俩穿上军装都比我帅。尤其是周涛，穿上军装在镜子前左顾右盼，那份天真和陶醉，让你直觉到可以理解的虚荣，但绝不虚伪。至此，我与涛兄越走越近了。

　　我低估了涛兄的骄傲

　　2004年初夏，我意外地接到了涛兄的电话，邀我去新疆参加央视的一档访谈节目《西部行》，由侯丰主持，周涛与另一人对谈。当时，央视主张请南方的一位散文名家，被周涛一口回绝：“让乔良来，我和他谈。”我就这样第一次踏上向往了半生的新疆大地。

　　只有到过新疆，见识过天山，远眺过博格达峰，凝视过博斯腾湖、赛里木湖，走近克孜尔千佛洞、苏巴什佛寺，穿越温宿大峡谷和巴音布鲁克草原之后，你才会理解，周涛为什么是周涛，新疆对周涛的形成意味着什么。如果不是9岁时就离开北京来到新疆，周涛仍然会是一个聪明绝顶、才华横溢的人，但一定不是这样一个周涛——一个内心深沉又单纯，目光真诚又狡黠，满口粗话又气度儒雅、魅力四射的周涛。是新疆成就了周涛，但周涛也以他独特的存在回报了新疆。

　　不过真正震撼我的，是周涛对新疆这片土地和人深藏于心的那份真情和沉思。一段听上去像自言自语却又让人振聋发聩的话，从周涛口中说出来，没有丝毫的造作和伪善，让你感觉自己在一霎间就被击穿。当我们在酒酣耳热之际，陶醉于须发灰白的老人弹唱热瓦普、衣裙艳丽的少女飞旋的舞步时，我听到涛兄喃喃地说：“我们这些人做了什么，有资格享受他们这样的热情和款待？”这是比他的诗和散文更震撼我的时刻，我想，这一刻我真正懂得了他，而他也知道，我懂得了他。

　　这一年秋天，他突然寄来足有半尺厚的打印稿，那是他一生写下的诗作，大约有700多首。他说要出一本《周涛诗年编》，嘱我为他毕生的诗歌总结作一篇序。我告诉他有人比我更合适，他却执意要我写。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把每首诗看了两三遍，看得头昏眼花，最后总算交出了一篇5000多字的东西。写这篇东西时，我没考虑涛兄想听什么，只是把我理解的涛兄和他的诗，放在每个诗人都不可避免也无法回避的前世今生的历史与当下中去观察。

　　我以为自己对涛兄的评价和肯定已足够充分，但后来才发现，我低估了涛兄的骄傲。他在对一位朋友讲到自己时，说了这样一段只有我知道是针对我那篇序言的话——那些影响过我的别人的作品，对我来说，都是天上的雨水，最终汇进了我的河流，我相信我是一条河流。这话说得何等骄傲，何等周涛！这话让我想起周涛的另一句名言——他曾拍着一位军龄和军阶都高于他的将军诗人的肩膀说：“这是我军除我之外最好的诗人！”不是周涛，谁能说出这样的狂言？而说不出这样的狂言，那还是周涛吗？但骄傲归骄傲，狂言归狂言，自此，我和周涛心照不宣地走进了属于我们的最好也是最后的“黄金十年”，直到第五个十年开启之际——在2023年11月4日下午一点半戛然而止。

　　从文字中窥探对方的精神足迹

　　这十年里，我每去新疆，他每到北京，我们都会对酒当歌、海阔天空几回。但言不及义，我们更多是从对方的文字中窥探对方的精神足迹。《西行记》在《当代》上刊出后，他对我说：“乔良，这篇东西你一定要看，你不看，我岂不是白写了？”他的坦诚让我感动，我立刻骑上电动车，把周围5公里内所有的报刊亭跑遍了，居然没能搜到一本《当代》。最后还是等花城出版社的单行本售出后，我才购来，用一个晚上看过。第二天，我揉着酸痛的眼睛告诉涛兄：“我看到的是中国的卢梭和中国的《忏悔录》。”涛兄听后，在电话那边久久不语。而作为对我眼睛毁伤的回报，涛兄则在读过我的《帝国之弧》后，特意写了一篇小文：《乔良是条变色龙》。我说这个题目更“毁”我，他哈哈笑道：“因为你是唯一一条可以在诗歌、小说、军事思想和金融理论各界间自由变换的变色龙呀。”那一刻，我亦无语。

　　这时的我们，都不知道最后的时刻正在一点点临近。涛兄笃信他的“三能”理论可以让他远离死神：能吃、能拉、能睡——吃得下、排得出、睡得香，这就是他以为的长寿秘诀。他依旧乐观豁达，在八月十五中秋节之夜，给我发来八字：“你说天长，我就递酒。”笑得我肝颤！我发去一首小诗：

　　一岁一中秋，一秋一明月。

　　今秋月照白，此月非彼月。

　　人生如翻书，不复旧时页。

　　但愿人心净，只忆明月夜。

　　他沉吟了10分钟，先发来“好诗”二字，又过了半小时，他发来了今生给我的最后一条微信。也是一首小诗，最后四句是：

　　遥忆太行处，身在天山林。

　　平生无归路，中秋独忆君。

　　（摘自1月10日《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