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奋好学改变命运
父亲出生于贫困家庭，曾祖、祖父都不识字，却重视孩子的教育。父亲出生于1935年9月22日，到了读书的年纪，却没钱上学，他就躲在教室外的墙根下偷听老师讲课。直到10岁那年，祖父靠卖柴火、种粮食，供他在小学插班读书。
高小毕业后，祖父想让父亲早点工作，或者回家务农。父亲不甘心，正巧解放军部队要在当地招收护士，到卫校学习三个月，然后上前线（朝鲜）。父亲没有和家里商量，立即前往兵站报名。但部队有要求，报名必须征得家里同意。当天下午，父亲回家征求意见。结果，两位老人都不同意。
不久，父亲又听说，黑龙江省教育厅要在洮南中学增设一个简师班，为农村培养小学教师，一年半毕业。在校期间，学习、生活等一切费用，都由国家供给。父亲极为兴奋，马上报名，并考取了第一名。1951年年初开学，父亲当上了班长。
在班上，有一位和父亲来自同一县城的女学生，家境比较富裕，会弹琴，爱唱歌，人又漂亮。1952年8月，他们从简师班毕业，父亲分配到白城九区平安镇，那位女同学分配到十三区野马镇。半年以后，那位女同学也调到平安镇，和父亲走到了一起。她就是我母亲。
父亲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读大学。为此，他借到一套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教材，开始了自学的历程。以后，只要有机会，他就积极争取进修深造。1984年，他在即将50岁的时候，终于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大专文凭。
父亲从一个偏远乡村的小学老师，到团县委、白城团地委，再到北京参加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作为优秀代表留在北京工作，先后担任《中学生》杂志编委、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后来又到农业部工作，退休前任中纪委驻农业部纪检干部。父亲的言传身教，在潜移默化中深深地影响到他的儿孙辈。无论条件多么艰苦，读书始终是我们必须坚守的第一要义。
临终前放心不下医疗卡
在我的幼年记忆中，父亲总是工作，很少照顾我们。我有个哥哥，两岁时患重病，高烧不止，直到离开人世，父亲也没有赶回来。这件事，令母亲伤心，一直埋怨父亲。
1964年年底，父亲回东北把我们全家接到北京，暂时住在团中央招待所。不久，我们又搬进东城区后圆恩寺胡同的团中央宿舍。父亲照例忙，母亲带着妹妹上班，把我一人锁在家里。我常常从窗户跳出来，跑到北兵马司的汽车站等母亲下班。
1969年4月，团中央整体下放，全体工作人员到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黄湖农场“五七”干校。由于事发突然，大家措手不及。一些老弱病残的家属，还得暂留北京。我们家，母亲独自到河南，我和妹妹留在北京。父亲作为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留守干部照看家属。
可以想象，整个大楼有那么多家属，吃喝拉撒、生老病死，父亲都要负责，哪有时间照看我们兄妹呢？我年纪虽小，已经做饭、照顾妹妹、收拾房间，还代表父亲参加妹妹班上的家长会。远在河南的母亲看到我们兄妹瘦骨嶙峋的合影，心疼得直哭。
1971年，为增加出版图书种类，周恩来总理指示各出版社整理部分图书投放到书店。那年春夏之交，父亲从干校被抽调回到北京查书。当时，母亲带着妹妹还在干校。我们父子俩在北京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父亲好像更忙了，基本不着家。对我而言，那段时间很快乐，每天仅上半天课，还经常要学工、学农、学军。
我和父亲的亲密接触，应当说是他退休以后的事。我经常要陪他看病，替他取药。聊天时，他偶尔也会提及幼年艰苦生活对他的影响。
父亲重病期间，很想和我多说说话。由于病痛的折磨，他已经很难表达出来了。从个别的词句中，我捕获到他两桩最放不下的心事：一是对母亲，二是医疗卡。原来，2023年夏天，他认识了一位可以协助他去医院看病取药的雇工，陪同一次付30元。后来，这位雇工请求父亲开药，父亲断然拒绝。他很担心医院护工用他的卡乱开药，给国家带来损失。
默默陪伴病痛的母亲
父亲觉得自己对我母亲有亏欠，晚年主动承担起更多的家务工作。他负责外出买菜，母亲在家做饭，老两口相互扶持，一直没有请保姆。他还陪着母亲到国内外各地旅游。
多年来，母亲一直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常常情绪失控。小时候，我总挨打，不得其解。事后，母亲也很后悔。母亲也常会为一些小事冲父亲发火，父亲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躲出去，尽量不发生正面冲突。
进入老年，母亲又患上阿尔茨海默症。最近十年，每到春节前后，她总要犯病，这让我们父子异常苦恼。母亲又拒不承认自己有病，抗拒服药。每到这时，父亲总是默默地走开。我总觉得父亲太软弱，他劝我说：“你妈因为孩子的夭折，神经受到刺激，我们要理解她。”这么多年，无论母亲怎样发火，父亲都忍着，实在扛不住了，就把我叫过去，作为中间人，可以缓解一些冲突。母亲70岁那年，父亲给她写了首诗：
古稀之年不算老，奋争九十为新高。二十年后再回首，品味夕阳无限好。
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父亲默默地陪伴着病痛的母亲。很可惜，他没有达到90岁的预期，自己就先倒下了。
2023年12月9日夜，父亲弥留之际，我和儿子、外甥陪伴在病榻旁。我大声对父亲说：“爸，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母亲！”他已经没力气睁开眼睛，而泪珠却从眼角渗出。我知道，他听懂了。翌日凌晨四点，他放心地走了。 （摘自《传记文学》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