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与弟弟李济生（左）

　　1975年春节过后，就临近了我们复旦1972级同学毕业的日子。过完年假，我和另外几个同学，被系里安排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去完成为期半年的实习。我有幸被安排到了名老编辑荟萃的文艺部。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文艺部的办公室，占了二楼朝南的一个宽敞明亮的大套间。办公室里间，是一个接近正方形的大屋子，那是几位女同志的专属领地，其中一位是邹韬奋先生的女公子邹嘉骊老师。外间靠窗边位置坐着的一位，就是编辑部里最年长、资格也最老的李济生先生了。

　　和先生们在一起时间久了，我才慢慢知道，李济生先生是巴金先生的胞弟。他不但是一位老编辑，也是一位作家和翻译家。然而，我和李济生先生真正的接触，却不是上班工作的时候，也不是在办公室里，而是在工余时间，在文艺社门外的绍兴路上。

　　为了保证实习生能够按时上下班，出版社安排我们住在了打浦桥450号的出版局招待所。每天下班后，我们只需从出版社所在的绍兴路往东走到瑞金路，再向南走一两站路就到了，很是方便。在文艺社实习的半年里，每天中饭后的午休时间，在同一张大办公桌前坐了一上午的先生们，都会一起到街上走一走，闲聊上一阵。这种紧张工作后的放松和难得的聚会，每一次，我都不会错过，总是兴致勃勃地参与其中。走在树影婆娑，幽静而美丽的绍兴路上，我总是一边轻松愉快地跟着前辈们来回踱步，一边满怀兴味地聆听他们海阔天空地闲聊。

　　在几位师长当中，数济老最年长，也数他最为活跃。济老身材高大而略显清瘦，举止从容，目光谦和。大家一起在绍兴路上散步的时候，他总是迈着轻捷的脚步，走在大家中间。他讲话声音洪亮，性格爽快而开朗，是一位很受大家尊敬和欢迎的长者。而今，当年大家一起散步时都聊了些什么，早已经淡忘了，唯有绍兴路上那洒落一地的斑驳树影，街路两旁古旧的弄堂与房舍，和济老那潇洒的身影、爽朗的笑声，仍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大学毕业后不久，我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因为做《新文学史料》杂志的编辑工作，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文学大家和他们的文稿。读前辈的书信文章的时候，尤其是在第四届文代会上，采访过巴老之后，便自然地又想起了巴金胞弟李济生先生。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贸然地给他老人家写了封信。

　　在此后的几年里，我与济老不断有书信往来。有时，是我为编辑《新文学史料》杂志向他约稿；有时，是他托我代购某种热门书；也有时候，是我要给他邮寄某种稀有图书，或是他要给我邮寄一本值得珍藏的好书。1996年8月23日济老的来信，除了回应我的约稿事外，并随信寄赠我一本他和巴老女儿李小林共同编选的《巴金七十年文选》。在收到我寄赠的曹聚仁的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之后，济老于1996年9月23日来信询问：

　　未知《我走过的道路》（茅公的），老舍的《生活与创作自述》，及《从文自传》三书，都能找到否？共若干款请示知。当汇奉代购如何？

　　1997年5月30日的来信说：

　　又得麻烦你一件事，三联书店出的一本兰（蓝）英年写的有关苏联的种种文章，书名叫《寻墓者说》。此间尚未见到。劳神请代购二册。多少钱示知，当即邮奉汇还。劳神了。至托。

　　济老博古通今，眼界宽广，编辑工作之外，又能持创作与翻译两支大笔。旺盛的求知欲和创作欲，促使他好学不倦。

　　1998年儿童节这天，收到济老来信，托我代购一部《巴金译文全集》：

　　巴老自己购的，都已送光。此间书店又从未见到，不知何故。想系印得少，书店到书就少了。上不了书架，或摆出来没两天，就光了。真是买书难啊！

　　《巴金译文全集》由于印数不是很大，而读者的热情却很高，当年在北京要买一套，也颇为不易。济老在上海一时未能买到，也不足为怪。

　　济老和巴金一起工作、生活，接触过许多人，经历了许多事，是《新文学史料》最合适而难得的一位作者。我与济老通信多年，不但工作上得到他的支持，在做人上也获益良多。

　　（摘自1月16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