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通万国：货币与历代兴衰》 任双伟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

　　本书梳理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货币形态，如贝币、铜钱、纸币、白银等的特征与使用历程，生动形象地叙述了货币发展、货币制度和货币政策对王朝兴衰的影响与作用，从钱币的方孔谛观历史。

　　货币有何价值？

　　我一直认为，货币的价值首先是历史学和经济学意义上的，应该是为历史与经济学提供材料，又受之规范，进而达到共荣。如果脱离了历史学与经济学，货币研究将是空中楼阁，将是就材料而材料，对无意义施加意义。

　　中国钱币学的发展源远流长，早在1500多年前的南朝梁之时，就出现了顾烜的《钱谱》，出现了以历史实物为研究、收藏对象的学术活动。这一情况，远远早于西方世界。

　　从经济角度来看，货币的长期稳定，说明了经济的繁荣。沉醉于版目繁多的钱币专家们希望所见、所过手的钱币越多越好，虽然不是说他们希望国家经济生活恶化，钱币发行混乱与多样，可实际上，这种多变与动荡，哺育了许多钱币收藏爱好者，使他们发生长久的、历史的、收藏的、文化的产生对钱币收藏的兴趣。

　　对于新莽、徽宗钱币的追求，则多源于他们的艺术性，艺术的审美追求标新立异、别具一格，而生活之美则追求恬静、安宁、普通，钱币收藏者对钱币艺术的追求本质上是对生活之美的厌倦，对个性之美、超越之美的追求，是一种人格的内在表演。

　　至于史学与钱币学。钱币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和史学分道扬镳的？我个人认为，无论是中西，都是在 17、18 世纪，即博学时代和乾嘉考据时代。

　　长期任教于牛津大学的莫米利亚诺曾有此感慨：“我一生都对一种人特别好奇，他们与我的职业相近，我可以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志趣，也能分享他们的热诚，可他们的最终目标，又让我感到神秘莫测。这一种人对历史的事实充满兴趣，却对历史学本身兴味索然。”莫米利亚诺认为这些古代的历史研究者，在近代前夜，都走向了与历史学的分化之路，他们都成了收藏家，或者人类学家。

　　其实博学时代和乾嘉考据时代都是一种皮浪主义。前者的斗争对象是中世纪神学，后者的对象是宋明理学。早在博学时代之前的文艺复兴初期，博学派的研究已经带有很强的复古性，他们借用古代希腊和罗马之古，对神学进行从头到尾的批判。瓦拉以文献学为突破点，在《〈君士坦丁堡赠礼〉伪作考》中运用文献学的技术，揭穿了“丕平献土”的骗局，动摇了教皇统治的合法根基。

　　清儒对宋明理学空泛的理论感到厌倦，在内容和方法上释放了传统儒学尤其是汉学、唐代儒学的知识，以至于凡文字、音训、校雠、辑佚、天文、历算、医卜、水利、金石都成了专门之学。而清初学者胡渭的《易图明辨》，也让宋明理学视为根基的《河图》《洛书》成了无源之水。

　　再后来，西方兰克确立的政治史规范和中国贯通日久的“经”学传统，让钱币等古物显得格格不入，不得已之下，终于形成了专门化的新途。让钱币从史学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独立成专门之科。由是清代的钱币学家以宋代的古器物学为参照，也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著作体系，即《钱谱》，沿袭至今。

　　博学时代和乾嘉考据时代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就，无限扩大了史料的来源，加深了中西怀疑求真的精神。现代以来，博学家和历史学家又走上了合流之路，这也是基于现代史学的趋势。

　　就中国钱币学而言，钱币或者说货币的研究也越来越指向了历史学的目的：一是通过发扬古代货币，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提供实际材料；二是通过探讨货币的变化和运动规律，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教训，古为今用，西为中用，为现代化建设服务。而这两者，都是以历代钱币或者货币的收集、收藏、发掘、清理、整理、展览和交流为根基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钱币界似乎更加重视基础的建设，而忽略了钱币价值之阐发，走向了与历史分裂之纵深之途，而忘了来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