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鲁迅在《论照相之类》中写道，30年前，绍兴城里已经有照相馆了。而且，照相馆常挂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照片，6寸或8寸大小。

　　迄今为止，曾国藩存世照片只有一张（见图）。曾国藩的照片是怎么拍出来并流传的呢？

　　谁为曾国藩照相

　　曾国藩照相之事，仅见于他同治十年（1871）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记：

　　树堂约吴子登来，以玻璃用药水照出小像，盖西洋人之法也。为余照一像。

　　从时间判断，这次照相的地点是南京两江总督府内。能与之相佐证的，是曾纪泽旁观了这次照相。他当天的日记是：（午）饭后观吴子登照相良久。

　　吴子登，即吴嘉善，字子登，江西南丰县人。咸丰二年（1852）中式进士（贡士），入翰林院，授职编修。其堂兄吴嘉宾，与曾国藩同中式清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关系密切。

　　吴嘉善是一个颇有进取精神的进士，早在翰林院任职时，就向后来任江苏巡抚的算学家徐有壬学习算学。同治元年（1862），因避战乱而至长沙时，又结识精研算学的丁取忠。

　　吴嘉善能演算三角函数，并对化学、机械有所研究。他的专著《算学二十一种》，被收入大型数学论集《白芙堂算学丛书》。不仅如此，吴嘉善还向传教士们学习英语和法语，能读懂英、法原版书籍，这为他日后参与洋务运动打下坚实基础。

　　曾国藩与吴嘉善建立书信联系，首见于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听闻吴嘉善“素精算术，于西人制器之方，均经深究”，因此，“每思觌面一谈，藉窥奥秘”。

　　照相技术从何而来

　　西方照相技术传入近代中国的时间是清咸丰朝。在上海，最早开照相馆的中国人是罗元佑，名士王韬在咸丰九年（1859）二月初九日记中有记：

　　晨，同小异、壬叔、若汀入城。往栖云馆，观画影。见桂、花二星使之像皆在焉。画师罗元佑，粤人，曾为前任道台吴健彰司会计。

　　王韬说的“画影”就是照相。“桂、花二星使之像”，是指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二人的肖像。

　　约在咸丰十年（1860）初，吴嘉善来到上海，与王韬结识。三月二十日，王韬日记：

　　清晨，吴子登来访，言拟学照影法。其书，壬叔已译其半。照影镜已托艾君（约瑟，字迪谨，英国耶稣会士人，颇诚谨）购得，惟药未能有耳。

　　由此，吴嘉善会照相的谜底揭开：他是根据算学家李善兰（字壬叔）所翻译的相关科技书籍而学成的。

　　艾约瑟（1823-1905），是英国传教士，1848年在上海传教，与麦都思、美魏茶等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创建墨海书馆，王韬也参与其中，两人合译《重学浅说》《光学图说》等书。艾约瑟与数学家张南坪关系好，并通过张南坪结识了李善兰。

　　王韬说的“摄影法”，就是《光学图说》一书，很少有人知道此书是李善兰翻译的。不过，对于吴嘉善这样的摄影入门者而言，要理解此书，仍有巨大难度，更何况冲洗照片的药水十分匮乏。因此，三月二十四日，王韬又带着吴嘉善拜访艾约瑟，“艾君颇肯指授”。过了两个月，王韬带吴嘉善、李善兰去拜访痘师（给人种痘的医生）王春浦，他也在学习照影法，为王韬试照，结果是“模糊不可辨，衣褶、眉目皆未了了”，王韬因此觉得他还没入门。

　　照相渐成风尚

　　吴嘉善学成照相技术后，于咸丰十一年偕母到湖南，与丁取忠、左潜等本地算学名家切磋交流。兴之所至之际，吴嘉善甚至向周围的人展示了神奇的照相技术，结果被人们误以为他是天主教徒，要抓他去见官。他百口莫辩，只好越墙而逃，寓所被众人洗劫一空。此番狼狈遭遇，他于次年告诉了曾国藩，曾国藩则表示：“人世泛泛悠悠之论，一倡百和，起灭无常，徒增意见之私。无当是非之实，皆此类也。”

　　离开湖南后，吴嘉善又南下广州。在郭嵩焘离任广东巡抚时，为他照相。郭嵩焘非常开心，以《戏书小像》为记：

　　傲慢疏慵不失真，惟余老态托传神。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与郭嵩焘自信地期许“流传百代”相反，曾国藩没有提过自己的照片，也从未吐露对照相的看法。他其实还有过一次照相，是他儿子曾纪泽在日记中透露的，即同治十一年（1872）八月十八日：

　　接陈莘耕（志尹）函，内有洋人照文正公小像，送至上房，与家人瞻视。

　　此时曾国藩已经去世。至于“洋人”是谁？曾国藩的日记、书信中都不曾透露过，曾纪泽也没有透露。　　   （摘自《同舟共进》2023年第12期）